摘要：新中國75年間，農業農村農民由傳統向現代轉型取得歷史性進展，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也為中國式現代化的探索推進貢獻了不可或缺的力量：農民由傳統向現代演進奠定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的基礎，農民農村向共同富裕演進奠定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的基礎，農村既塑形又鑄魂全面發展奠定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相協調發展的現代化的基礎，農業農村綠色發展奠定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的基礎，農業農村發展促進全球糧食危機和生態環境問題的解決奠定走和平發展道路的現代化的基礎。新中國農業農村農民之所以能夠取得傳統向現代轉型的歷史性進展，為中國式現代化的探索推進貢獻力量，是因為中國共產黨在實踐中把握現代化規律，在工業化進程中夯實農業農村基礎，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進程中補農村短板，在推進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同步發展進程中解決農業短腿問題，形成了動員全黨全社會破解“三農”難題、推進國家現代化的中國方案。

　　關于新中國農業農村農民發展成就的研究，是學界持續關注的課題，在新中國成立40周年、50周年、60周年、70周年之際的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已有研究聚焦于農業產出能力提升、農村建設、農民收入增加和生活改善等，較清晰地呈現了新中國成立后“三農”的歷史性變革和歷史性成就。如果仍按此思路總結新中國75年農業農村農民發展的成就，難以避免重復研究，最新重大實踐和理論發展也不能充分呈現。本文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基于中國式現代化的新視域，用正確的黨史觀、大歷史觀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原理與方法，對新中國75年農業農村農民發展的歷史性變革和歷史性成就展開研究，以期為完成新時代新征程的使命任務提供借鑒。

　　一、農民由傳統向現代演進奠定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的基礎

　　現代化的本質是人的現代化。中國推進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重點難點在促進規模巨大的農民由傳統向現代的轉型。其原因有：一是千百年來以傳統農業維持生計的中國農民，在生產發展上受生產力水平低下限制，在生活上受到溫飽問題困擾。20世紀30年代不少有識之士發起鄉村建設實驗，起因就是認識到農民生產生活的低水平困境。二是在存在城鄉差別和農民文化素質低、農業科技力量弱的情況下，推進數量巨大的農民由傳統向現代演進的任務艱巨。新中國成立的1949年，農民為48402萬人，占全國總人口的89.4%。三是工業化、城鎮化進程中農業農村發展受弱質性困擾。這些因素都使推進規模巨大的農村人口實現現代化困難重重。面對農民生產生活的低水平困擾，中國共產黨從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全局出發，基于新民主主義革命進程中發揮農民主力軍作用和成功走出農村包圍城市革命道路的經驗，發揮國家制度和治理體系的顯著優勢，攻堅克難，在推進現代化進程中“解放農民”和致力于推進農民由傳統向現代演進，探索基于農民在全國人口中占比高的現代化路徑，農民自立、素質提升、發展空間拓展，由傳統向現代演進取得歷史性進展。

　　自立。現代化的推進必須解放和發展生產力中人這一最活躍的因素，其中包括數量巨大的農民。新中國成立前，占全國總人口近九成的農民受壓迫和剝削，現代化的推動缺乏來自農民的力量，這是約束國家現代化的重要因素。如何突破農民生產生活困境，中國共產黨和20世紀30年代鄉村建設實驗者的主張是不同的。要不要改變農民被壓迫的政治地位和受剝削的經濟困境，是中國共產黨與鄉村建設實驗者在解決農民問題路徑上的區別。鄉村建設實驗者主張在不改變當時制度的情況下，通過治理“愚、窮、弱、私”等讓農民走出困境。鄉村建設實驗者動員多方面資源推動的鄉村建設，在提高農民素質和農業生產技術水平上有所成效，但不能持續，也不能從根本上解決農民受壓迫和剝削的問題，因而即便是小范圍的試驗也沒有持續下去。中國共產黨主張要首先解決農民經濟和政治翻身得解放的問題，通過把農民組織起來的方式聚集改變受壓迫和剝削狀況的力量。在封建社會，地主經濟占主導地位，基于土地私有制的小規模自耕農和依靠租佃地主土地從事農業生產的佃農等小農擺脫不了地主階級的統治，以及官僚、地主、商人、高利貸者四位一體的壟斷勢力的剝奪。鴉片戰爭后，中國淪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農民不僅沒能擺脫封建統治及地主階級剝削，還要遭受帝國主義掠奪，生產生活更是雪上加霜。新中國成立初期，在老解放區土地改革的基礎上，按照1950年6月30日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的規定推進土地改革，“耕者有其田”的夙愿得以實現，農民從地主階級主導的經濟中解放出來，實現經濟自立，并以此為基礎，參與農村基層政權建設，確立了農民當家做主的制度，凝聚起農民參與社會主義革命和現代化建設的力量。農民在經濟和政治上的翻身解放成為中國邁向現代化的基石。以此為基礎，農民由傳統向現代演進日益展開。

　　素質提升。新中國成立前，農民不得溫飽，上不起學。新中國成立初期農民文盲率超過95%。農民缺乏科技文化素養，難以立足，終歸會被現代化所淘汰。中國共產黨為了促進農民的自立自強，不僅在經濟和政治上讓農民翻身，還推進農村社會事業發展，提升農民內生發展能力。新中國從各發展階段的實際出發，盡力推進農村文化教育衛生事業發展，促進農村人文發展水平提升。新中國成立初期，中國共產黨在之前長期開展掃盲運動的基礎上，在全國開展掃除文盲運動，并與開展豐富多彩的文化活動結合起來，農民學習文化、科技的積極性高漲，擊破了農村的沉悶。在發展人民教育進程中，城鄉教育事業共同推進，農村義務教育事業從無到有，實現義務教育全覆蓋。在發展人民衛生事業進程中，國家和集體共同推進農村醫療衛生事業，合作醫療從無到有，大病統籌全面實現。對農民進行新技術培訓持續開展，促進由靠傳統經驗種養轉變為科學種養。75年間，中國農民無論是身體素質，還是文化科技素質，都實現大幅提升。農民素質的提升在現代化進程中的意義，一方面體現在其本來就是現代化的組成部分，一方面提升了農民的人力資本，增強了農民由傳統向現代演進的內生能力，成為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動力。

　　發展空間拓展。新中國農民發展空間的拓展實現歷史性突破。新中國成立前，農民滯留在農村從事傳統農業生產和傳統手工業生產。新中國成立后，農民發展空間的拓展是隨著現代化的推進而展開的。工業化及城鎮化的推進，與農民綜合素質的提升共同作用，農民有了更廣闊的發展空間。工業化、城鎮化的推進和農民素質的提升，不僅為傳統農業農村向現代農業農村拓展提供了條件和空間，還拓展了農民向城鎮發展的空間。在拓展農業農村現代化方面，從事農業的農民，不再是傳統的農民，有的日益成為掌握現代科技的職業農民，發展家庭農場和合作社，發展農村電商；有的在國家引導和集體主導的美麗鄉村建設進程中，由單一從事農業生產轉向參與農文旅融合發展。在向非農產業和城鎮拓展方面，一大批農民外出就業創業，從事非農產業，再到轉變為市民。2023年全國城鎮人口增加到93267萬人，城鎮化率提高到66.16%，比1949年的10.6%提高55.56個百分點，農村人口在總人口中占比降至2023年的33.84%。在農民市民化進程中，中國農民不是被資本擠出，而是隨著素質的提升和城鎮對農業轉移人口承接能力的提升，農民平等參與現代化進程所致。

　　由上可見，75年間，中國共產黨確立農民在農業農村現代化乃至國家現代化中的主體地位，農民由傳統向現代演進取得歷史性進程，為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的探索推進貢獻了力量。

　　二、農民農村向共同富裕演進奠定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的基礎

　　中國共產黨在推進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面對中國歷史上始終沒有解決的農村貧富兩極分化現象和城鄉差別較大的問題，致力于促進農民農村共同富裕和城鄉協調發展，讓農民平等參與現代化進程和分享現代化成果，在推動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上取得實質進展。

　　農民農村向共同富裕演進。在農村人口規模巨大的情況下，農民農村共同富裕是推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和基礎。中國共產黨自成立起就領導農民組織起來打土豪分田地，就是因為要幫助農民解決在地主階級壓迫和剝削下生計難、農村貧富兩極分化的問題。新中國成立后，中國共產黨在全國范圍內實現“耕者有其田”，農民有了生計基礎。為避免歷史上土地私有制下貧富兩極分化現象的發生，中國共產黨趁熱打鐵，1953年起至1956年引領農民進行農業社會主義改造，通過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的集體經濟組織形式，實現農村土地由農民所有到農民集體所有的制度變革。盡管之后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歷經1958年人民公社化運動、1962年“三級所有，隊為基礎”體制，以及改革開放初期起實行的家庭承包經營為基礎、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但是土地集體所有制堅持不變。實踐表明，堅持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既避免了農民土地被資本并購及導致農民被擠出到城市貧民窟現象的發生，也避免了農民因為失去土地導致農村兩極分化現象的發生，成為農民農村共同富裕的制度基石。基于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中國在實踐中探索拓展農民農村共同富裕的路徑：一是在基于土地集體所有的農村社區集體統籌和積累機制下，解決了農戶在土地改革后面臨的生產資料短缺問題，促進了農業的發展，促進了1958年起的社隊企業及1984年起的鄉鎮企業的發展，這些集體經濟的發展又為農業農村基礎設施、社會事業、社會保障發展提供了資金支持。二是在實行家庭承包經營改革后，在發展農村集體經濟的同時，還基于農村基本經營制度發展農民合作社，黨的十八大以來一些地方農村黨支部領辦合作社，探索形成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的共同富裕之路。三是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及家庭承包經營制度的實施，還成為農民外出就業創業的保障，受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2020年新冠疫情影響，外出就業的農民回到家鄉利用承包地順利渡過困境。

　　促進工農城鄉協調和城鄉共同繁榮發展。城鄉差別自古有之。工業革命以來，工業化先發的資本主義國家的城鄉差別不僅緣于分工、工農勞動生產率差異，還緣于“資產階級使農村屈服于城市的統治”。新中國因為追趕世界工業化進程需要將農業剩余更多轉移到工業，使縮小工農差別、城鄉差別的難度更大。中國共產黨在推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進程中，在采取措施避免農村貧富兩極分化的同時，以縮小城鄉差別、促進城鄉協調發展為目標，構建避免城鄉對立的社會主義工農城鄉關系，采取了一系列促進城鄉協調和共同繁榮發展的措施。一是改善工農收益分配。在計劃經濟體制下，既通過工農產品價格“剪刀差”實現農業向工業提供積累，又盡可能提高農產品價格縮小工農產品價格“剪刀差”；在1992年起推進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進程中，對糧食、棉花等大宗農產品價格實行支持政策，以保障農民獲得基本收益；進入新時代，中國在促進農村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進程中，構建包括農民在內的各方分享發展成果的利益聯結機制。二是把發展農用生產資料作為工業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工業的發展為農業農村提供現代農業生產資料和為農民提供現代生活資料。三是在現代化進程中拓展鄉村產業發展空間。一方面，隨著現代化的推進，農業單位產出量和產品質量都實現大幅度提高，家庭農場生產經營規模提升。僅以糧食單位面積產量為例，2023年是1949年的5.68倍。另一方面，在很長時期內促進社隊企業及之后的鄉鎮企業發展，進入新時代通過宜居宜業和美鄉村建設提升鄉村資源價值和發揮鄉村的多種功能，促進鄉村產業振興。四是在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建立起來后，在推進農村各項事業發展的同時，促進農民就業非農化和推進城鎮化快速發展，增強城鎮吸納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的能力，逐步減少農民數量，為農民發展土地適度規模經營拓展增收空間創造條件。五是確保農民對集體土地的承包經營權和集體宅基地的使用權，以及通過推進農村集體資產確權到戶和股份合作制改革，使農民有了財產收益。這些都促進了農民增收。經過長期努力，從2010年起，中國城鄉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長率由城鎮高于農村轉為農村高于城鎮，城鄉居民可支配收入比值由歷史最高的3.14（2007年）縮小到2023年的2.39。中國共產黨動員全社會力量打贏脫貧攻堅戰，到2020年中國歷史性解決了農村絕對貧困問題，億萬農民邁進全面小康社會，樹起新的歷史豐碑。

　　由上可見，在探索推進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和實行社會主義制度引領農民走共同富裕道路，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促進城鄉協調和共同繁榮發展，讓農民平等參與現代化進程和分享現代化成果，支撐了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的推進。這是新中國能夠創造出經濟快速發展和社會長期穩定奇跡的一個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

　　三、農村既塑形又鑄魂全面發展奠定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相協調發展的現代化的基礎

　　新中國農業農村發展史，是一部農村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相互促進的發展歷史。新中國自成立起，沒有跟隨資本主義以物為本的現代化之路，而是從社會主義的發展目標和本國的實際出發，既推進農村物質文明建設，又推進社會主義農村精神文明建設。新中國成立初期，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人民廢除阻礙經濟社會發展的族權、神權、夫權及與之相應的習俗，以此為基礎，農民組織業余劇團、秧歌隊、高蹺隊、龍燈隊等開展文藝活動，表達翻身喜悅和增加生產愿望，促進了剝削可恥、二流子懶漢可恥、勞動發家致富光榮等新道德風尚的樹立，在豐富農民文化生活的同時促進農民思想文化發生巨大變化。進入新時代，在持續推進精神文明建設的實踐基礎上，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面對傳統鄉村文化在工業化、城鎮化進程中日漸消退，鄉村缺乏聚集力和精神動力的問題，提出“傳承發展提升農耕文明，走鄉村文化興盛之路”，“優秀鄉村文化能夠提振農村精氣神，增強農民凝聚力，孕育社會好風尚”，“鄉村振興，既要塑形，也要鑄魂”。這些重要論述回答了如何破解農村人氣低落，進而重鑄鄉魂和促進鄉村全面振興的問題。2021年4月29日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八次會議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鄉村振興促進法》專章對促進鄉村文化繁榮作出規定，要求各級人民政府加強農村精神文明建設，不斷提高鄉村社會文明程度。

　　經過75年的探索實踐，中國農村精神文明建設發生了歷史性變革和取得了歷史性成就。

　　一是文化由下鄉向城鄉融合發展演進。這是適應經濟社會發展的一種演進。新中國工業化初期促進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轉型進程中，城鎮支持帶動農村文化發展，為農村提供從小學到高中的教師、教材、教學器材等教育資源支持帶動農村教育事業發展，同時持續推動電影、戲劇、圖書、科技下鄉。21世紀初期進入工業化中期階段起，國家通過公共財政支持農村公共文化體系建設。進入新時代，推進鄉村全面振興將文化振興作為其重要內容，傳承發展提升農耕文明走鄉村文化興盛之路，注重承載人類生存發展的生態環境、人文環境和人文精神的傳統村落的保護和開發利用，避免傳統鄉村文化的消退，使人們在工業化、城鎮化進程中能夠記住鄉愁，單向的文化下鄉向城鄉文化融合發展演進。

　　二是農村精神文明建設豐富了農民精神生活和促進了鄉村文明發展。新中國探索形成黨領導的德治與自治、法治相結合的鄉村治理體系，促進農村向善向上。在推進農村精神文明建設中，大力弘揚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通過建立村規民約、積分制等促進文明鄉村建設，促進天價彩禮、人情禮金及因婚致貧問題的解決；設立和連年舉辦中國農民豐收節，實施文化產業賦能鄉村振興計劃，農民在自發組織開展充滿農趣的村歌、“村晚”、運動會等活動中重鑄鄉魂。精神文明建設促進農民精神生活的豐富、鄉村社會文明程度的提高，使鄉村更具魅力和聚集力，為鄉村全面振興提供了精神動力。

　　三是農村精神文明建設賦能鄉村產業振興。“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這是自古有之的認知。隨著精神文明建設的推進，也隨著綠色發展的推進，農村日益朝著宜居宜業和美鄉村發展，農村不僅是農民安居樂業的美好家園，還是城鎮的米袋子、菜籃子、水缸子、后花園。具有深厚農耕特質、地域特色的鄉土文化不再沉沒，成為促進鄉村振興的重要資源，精神文明建設由單一的豐富農民文化生活演進為鄉村文化建設與產業發展結合。越來越多的人選擇農村休閑、觀光旅游、康養和研學，滿足了城鄉居民對農耕文明、鄉村文化、自然生態等消費日益增長的需求。鄉村產業發展與鄉村文化建設融合發展，促進了長期存在的要素單一由農村流向城鎮困擾農村發展問題的解決。這種資源在城鄉雙向流動的城鄉融合發展，是農村精神文明建設賦能鄉村振興的體現。換言之，新中國將農村物質文明單向作用于精神文明轉變為雙向作用，農村精神文明建設為農業農村發展賦能，促進承接城鎮賦能鄉村振興能力的提升，促進了城鄉互促互補和共同繁榮發展。

　　由上可見，新中國75年推進農村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協調發展，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相互促進，促進了農村物的全面豐富和人的全面發展協調推進的農業農村現代化的生動展開，賦能了農業農村現代化，成就了農村的和諧進步，以此為基礎，也成就了整個國家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相協調發展的現代化的推進。

　　四、農業農村綠色發展奠定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的基礎

　　新中國75年農業農村發展的歷史，是一部破解農業農村發展與生態環境矛盾的歷史。工業化先發的資本主義國家在工業化進程中，經濟增長與生態環境的矛盾突出，資本逐利引發嚴重危害生活的環境公害事件。作為工業化后發國家的中國，盡管以追趕世界工業化進程為目標，也注重保護生態環境，盡可能避免發生工業化先發國家在生態環境上先污染后治理現象的發生，大體經歷了兩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新中國自成立起至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從多方面破解農業農村發展與生態環境保護的矛盾。

　　一方面，積極推進綠化祖國和水土保持工作，探索有利于改善生態環境的農業技術路線。新中國自成立起，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大力推進綠化祖國和水土保持工作。1958年毛澤東指出：“要使我們祖國的河山全部綠化起來，要達到園林化，到處都很美麗。”毛澤東還基于中國傳統農業經驗和農業科技水平總結提出了農業現代化的技術路徑，提出土、肥、水、種、密、保、管、工八項農業生產技術措施（簡稱“農業八字憲法”），“農業生產必須依靠有機肥料，有機肥和無機肥料相結合”，并警告“光靠化學化來得到穩定的豐收，有危險”。

　　另一方面，在發展中解決生態環境問題。中國共產黨和政府在探索推進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高度重視發展問題，但不以犧牲生態環境為代價，而是正視發展中的生態環境問題，積極應對。早在1973年8月5日至20日，國務院委托國家計劃委員會召開了第一次全國環境保護會議，決定實行“全面規劃，合理布局，綜合利用，化害為利，依靠群眾，大家動手，保護環境，造福人民”的環境保護工作方針，并制定了與之相對應的中國第一部環境保護的綜合性法規《關于保護和改善環境的若干規定(試行草案)》。之后，中國不斷加強環境保護工作。在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的實踐進程中，面對農業農村發展中存在的生態環境問題，積極探索解決之策。

　　一是隨著糧食短缺問題的緩解，推進退耕還林還草還湖，以改善生態。新中國的工業化是在糧食人均產量300公斤左右這樣一個較低的農業產出水平上展開的，加之人口大幅增長，長期面臨糧食供給短缺問題。從解決糧食基本供給出發，改革開放前國家一方面通過實行糧食統購統銷制度保障低水平限量供給糧食秩序，另一方面強調以糧為綱，用部分林地、草地造田，圍湖、圍海造田，在坡地種糧，這些解決糧食短缺的做法造成部分地區水土流失和生態破壞。國家自改革開放初期采取增加進口糧食的措施，加之農業現代化的推進實現農業綜合生產能力的大幅提升，糧食供給緊缺問題得以緩解，在這樣的物質條件下，20世紀90年代末國家調整政策，采取一系列措施促進退耕還林還草還湖，生態環境逐步改善。

　　二是隨著農業科技水平的提升，從改善農藥、化肥、塑料薄膜等投入品質上減少生態環境污染。在農藥生產技術低的情況下，中國只能生產和使用高毒農藥，如六六六殺蟲劑；隨著農藥生產技術水平的提高，低毒、無毒、生物農藥替代了高毒農藥。在肥料上，實施配方施肥既提高施肥的針對性又減少施用量，并施用有機肥。在塑料薄膜上，實現可降解對不可降解的替代。同時，面對規模養殖導致糞便污染環境的問題，在發展家庭戶用沼氣的基礎上，支持養殖場發展大型沼氣，在實現糞便清潔化利用的同時，還實現了糞便的能源化利用。

　　三是引導農村工業減少污染。一方面，通過規劃、政策等措施，引導農村工業向小城鎮和產業園區集中。20世紀50年代，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倡導工農業并舉，在農村發展工業，農村社區集體統籌和積累機制又為農村工業發展提供了所需資金，農村在計劃經濟外發展“五小工業”?譹?訛。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隨著搞活政策的實施，一段時期工業散落農村（當時形象地稱“村村點火、戶戶冒煙”），加之在技術上鄉鎮企業落后于國有企業，粗放經營，導致鄉鎮企業發達地區環境污染嚴重。面對這一問題，中央和各地采取積極措施減少農村工業污染，包括在布局上引導、支持農村工業與小城鎮結合和向產業園區集中，在技術上實施國家“星火”計劃幫助鄉鎮企業提高技術裝備水平。

　　第二個階段，進入新時代，以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理念為指引，發展生態低碳農業，推進農業農村生產生活綠色化。2015年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包括“綠色”在內的新發展理念。2017年7月，習近平主持召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三十七次會議時指出，推進農業綠色發展是農業發展觀的一場深刻革命。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于2017年9月印發了《關于創新體制機制推進農業綠色發展的意見》。2017年12月，習近平在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上提出走鄉村綠色發展之路，推行綠色發展方式和生活方式。黨的二十大在部署鄉村全面振興時要求推進生態振興。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在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理念指引下，堅持以節約優先、保護優先、自然恢復為主方針，堅定不移走生產發展、生活富裕、生態良好的文明發展道路。

　　在促進生產綠色化上，針對約束鄉村振興的生態環境污染問題，對山水林田湖草實行一體化保護和系統治理，促進過度消耗資源發展方式的改變，對東北越來越薄的黑土地實施修復行動計劃，解決重金屬污染土地和華北地下漏斗區問題，促進市場化多元生態補償機制的建立健全，提高農業生態產品和服務供給水平；解決化肥、農藥過量使用問題，促進廢舊地膜回收處理，提高農作物秸稈、畜禽糞便、農田殘膜資源化利用率。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農業綠色發展水平顯著提高。據中國農業科學院、中國農業綠色發展研究會發布的《中國農業綠色發展報告2020》和《中國農業綠色發展報告2023》顯示，全國農業綠色發展指數由2012年的73.46提升至2022年的77.90。2022年，國家農業綠色發展先行區的綠色發展指數平均為80.45，高于全國平均水平。全國農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數由2012年的0.516提升為2022年的0.572。2022年，全國農用化肥施用總量為5079.2萬噸（折純），連續7年呈下降趨勢；秸稈綜合利用率保持在86%以上，秸稈離田利用率為35.8%；畜禽糞污綜合利用率為78%，規模養殖場糞污處理設施裝備配套率在97%之上。

　　在生活綠色化上，整治農村人居環境，推進農村“廁所革命”。2018年3月，習近平參加十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山東代表團審議時強調，加強農村突出環境問題綜合治理，推進農村“廁所革命”，完善農村生活設施。2018年的中央一號文件《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意見》對實施農村人居環境整治三年行動計劃作出部署，同年2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農村人居環境整治三年行動方案》，農村人居環境整治工作扎實推進。2021年中央一號文件《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全面推進鄉村振興加快農業農村現代化的意見》對實施農村人居環境提升五年行動作出部署，要求建設一批有機廢棄物綜合處理利用設施，有條件的地區推廣城鄉環衛一體化第三方治理，開展美麗宜居村莊和美麗庭院示范創建活動。2022年中央一號文件《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做好二〇二二年全面推進鄉村振興重點工作的意見》就接續實施農村人居環境整治提升五年行動作出進一步安排。2003年起浙江省實施的從農村環境整治入手的“千村示范、萬村整治”工程由點及面、迭代升級，造就了萬千美麗鄉村。

　　由上可見，中國在處理農業農村發展與生態環境關系上，經歷了在發展中解決農村生態環境問題，到在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理念引領下促進農業農村生產生活綠色化，推動由農業農村發展與生態環境矛盾向生態文明建設與鄉村產業振興統一的轉變，把實現生態美、百姓富統一起來，農業農村生產生活綠色化成為鄉村振興的支撐點，成為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的重要組成部分，為探索推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貢獻了力量。

　　五、農業農村發展促進世界糧食安全和生態安全問題的解決奠定走和平發展道路的現代化的基礎

　　中國農業農村的發展，不僅不制造世界糧食危機和生態環境危害，還積極促進世界糧食安全和生態安全的解決，在走和平發展道路的現代化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中國以糧食基本自給為糧食安全觀，致力于把飯碗牢牢端在中國人自己的手中，為保障世界糧食安全做出重要貢獻。糧食安全是和平發展的基礎。中國對于全球糧食安全問題，沒有采取制造世界糧食危機的行徑，而是提出了促進世界糧食安全的中國方案，并為之付出努力。中國在20世紀50年代至70年代的糧食短缺期間，采取多種措施，在生產上促進糧食生產發展，在流通上采取統購、憑票證低水平低價格配額供應，保持了人均糧食產量在安全線下的糧食有序供給和基本消費。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糧食及其他食物產量進一步增長，到2023年全國人均糧食產量提高到493.3公斤，高于國際上公認的糧食安全線人均400公斤。同時，中國“光盤行動”得到全社會響應，珍惜糧食、反對浪費氛圍濃厚。經過這些艱辛努力，中國用全球9%的耕地資源解決好了全球1/5人口的吃飽吃好問題。中國人把飯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上的成功實踐，本身就是對全球糧食安全做出的重大貢獻。

　　不僅如此，中國積極推進全球糧食危機的解決。中國在全球糧食治理領域，堅定維護廣大發展中國家的正當權益，致力于推動世界貿易組織《貿易便利化協定》的履行，呼吁各國保持糧食貿易開放，敦促單邊制裁的取消，維護全球產業鏈供應鏈穩定暢通；要求發達國家削減扭曲農業貿易的超額補貼，為發展中國家留下政策空間。2021年9月21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出席第76屆聯合國大會一般性辯論時提出全球發展倡議，將糧食安全納入八大重點合作領域。將糧食安全納入重點合作領域，致力于推動全球各方優勢互補，以匯聚實現糧食安全合力。

　　援助發展中國家克服饑荒困擾。中國走和平發展道路，突出表現在不殖民，不以大欺小，而是兼濟天下，對發展中國家雪中送炭，實施農業援助。中國在實施援助時，秉持“受援國提出、受援國同意、受援國主導”原則，因國施策，推廣農業生產、加工、倉儲、物流、貿易等技術，真誠幫助受援國提升農業生產能力和糧食安全水平。中國在還沒有進入富起來的發展階段，盡管糧食短缺，仍急人所急，授人以漁，向發展中國家實施農業技術援助。中國向發展中國家提供農業援助從1953年已開始，在20世紀60年代按照中國政府對外經濟技術援助的八項原則對30多個國家實施農業援助，在聯合國合法席位恢復后進一步擴大農業援助。中國農業對外援助項目，由1953—1966年的19個，增加到1967—1978年的127個，派出農業專家高峰年達1800多人次。20世紀70年代末起的40多年間，中國向亞洲、非洲、美洲的80個國家和地區推廣雜交水稻種植技術，培訓大量雜交水稻技術人才，促進糧食單位面積產量大幅提高。中國逐步加大對世界糧食計劃署的支持，2004年中國政府通過世界糧食計劃署向印度洋海嘯災區災民提供食品援助。中國于2005年底停止接受世界糧食計劃署援助。聯合國世界糧食計劃署發表的2005年度國際糧食援助監測報告顯示，中國在這個年度援助57.7萬噸糧食，占當年全球糧食援助總量的6.9%，為僅次于美國、歐盟的世界第三大糧食援助捐贈方。中國與聯合國糧農組織在南南合作上開展戰略合作，2009年設立了糧農組織—中國南南合作計劃，是聯合國糧農組織南南合作框架下援助資金、派出專家、開展項目最多的發展中國家。中國在非洲啟動建設13個農業發展與減貧示范村，幫助農業生產和糧食安全保障能力的提升。

　　推進綠色發展貢獻。中國不同于一些發達國家從自己利益出發向外輸出垃圾、破壞全球生態，而是秉持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從人類共同家園出發，積極推進全球綠色發展。中國幾代人持續綠化祖國，實現由“沙進人退”到“綠進沙退”的轉變，2004年后荒漠化、沙化土地面積連續3個監測期縮減，森林面積、森林蓄積連續30年保持增長，綠色面積不斷擴大，提前實現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中關于制止和扭轉土地退化的目標。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完成造林種草11.73億畝，其中造林9.6億畝，森林覆蓋率為23.04%（比第八次全國森林資源清查的2009—2013年結果高1.4個百分點），森林蓄積量達175.6億立方米。美國航天局衛星數據表明，2000年至2017年全球新增的綠化面積約1/4來自中國，貢獻率居全球首位。2017年12月5日，聯合國環境規劃署向獻身綠色事業的河北塞罕壩建設者頒發聯合國最高環境榮譽——“地球衛士”獎。2020年4月22日，陜西省榆林市沙化土地治理率達到93.24%，陜北地區由“生命禁區”轉變為“塞上綠洲”，表明毛烏素沙漠即將退出陜西版圖。

　　不僅如此，中國除切實履行氣候變化、生物多樣性等環境公約外，還深度參與全球環境治理。中國為全球綠色發展提供了更多公共產品，展現出負責任的大國形象。2019年4月29日至10月7日，以“綠色生活，美麗家園”為主題的“2019年中國北京世界園藝博覽會”在延慶區成功舉行。中國積極倡導并推動將綠色生態理念貫穿于共建“一帶一路”，積極實施“綠色絲路使者計劃”，給予力所能及的資金、技術幫助，以加強“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環境管理人員和專業技術人才互動交流，促進沿線國家環保意識和環境管理水平提升，推動綠色“一帶一路”的共同打造。

　　綜上所述，新中國75年間，農業農村農民由傳統向現代轉型取得歷史性進展，是中國式現代化重要組成部分，也為中國式現代化的探索推進貢獻了不可或缺的力量：基于農民在全國人口中占比高的國情，新中國促進農民自立、素質提升、發展空間拓展，農民由傳統向現代演進取得歷史性進展，奠定了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的基礎。面對中國歷史上始終沒有解決的農村貧富兩極分化現象和城鄉差別較大的問題，新中國促進農民農村共同富裕、城鄉協調發展，奠定了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的基礎。新中國摒棄以物為本的現代化，在推進農村現代化進程中既塑形又鑄魂，促進農村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全面發展，奠定了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協調發展的現代化的基礎。自新中國成立起至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新中國從多方面破解農業農村發展與生態環境的矛盾；進入新時代，以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理念為指引發展生態低碳農業，推進農業農村生產生活綠色化，把實現生態美、百姓富統一起來，奠定了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的基礎。新中國既促進農業農村發展以保障國家糧食安全和生態安全，又積極促進全球糧食危機和生態環境問題的解決，奠定了走和平發展道路的現代化的基礎。新中國農業農村農民之所以能取得傳統向現代轉型的歷史性進展，為中國式現代化的探索推進貢獻力量，是因為中國共產黨在實踐中把握了沒有農業現代化、農村繁榮富強、農民安居樂業則國家現代化是不完整、不全面、不牢固的這一現代化規律，從實現國家現代化全局出發推進農業農村農民現代化，基于經濟社會所處發展階段發揮政府和市場促進農業農村發展的作用，在工業化進程中夯實農業農村基礎，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進程中補農村短板，在推進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同步發展進程中解決農業短腿問題，形成了發揮國家制度和治理體系的顯著優勢動員全黨全社會破解“三農”難題、推進國家現代化的中國方案。這一方案的探索形成，回答了作為工業化后發國家如何基于“大國小農”的國情推進農業農村農民由傳統向現代演進的命題。

　　參考文獻省略，引用請參考原文。

　　鄭有貴，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社會科學院當代中國研究所研究員，中國合作經濟學會副會長。

　　載于《江西社會科學》2024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