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改革開放初期，緊隨著“中國式的現代化”的提出，醫藥衛生現代化明確了走自己的路的發展目標。改革開放40多年來，中國式醫藥衛生現代化以維護人民健康、推動現代化建設為前進動力，立足國情、堅持衛生工作方針、發揮中醫藥智慧、銳意改革創新，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做出了重要貢獻，為建設健康中國奠定了堅實基礎。中國式醫藥衛生現代化的實踐證明，現代化不等于西方化，中國式現代化最符合中國人民的利益，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不二選擇，也是給世界人民帶來福祉的現代化之路。

　　［關鍵詞］中國式現代化；醫藥衛生；健康中國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國家強盛的重要標志。醫藥衛生現代化是提高人民健康水平、增強綜合國力的必然要求，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基礎性條件。剛剛平息的新冠肺炎疫情給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和人民生活帶來的巨大沖擊，將發展醫藥衛生事業的重要性、緊迫性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中共二十大開啟了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提出：“從現在起，中國共產黨的中心任務就是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并從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醫療衛生隊伍建設等方面做出全面部署。這不僅為醫藥衛生現代化建設指明了新方向、提供了新機遇，也規劃了新任務、增加了新挑戰。如何使我國人民健康水平再上新臺階，如何將我國傳統的醫藥健康智慧與現代科技文明融會貫通，從而更好地發揮醫藥衛生事業在實現兩步走戰略中的支撐作用？這些亟待解答的現實問題，需要以歷史的眼光，在深度的歷史考察和自我反思中，總結經驗教訓、堅定道路自信、完成歷史重托。

一、醫藥衛生現代化是“中國式的現代化”

　　新中國成立后，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中國的現代化建設邁出了堅實的第一步。1954年9月，周恩來在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所做的政府工作報告中首次提出“四個現代化”。1964年12月，在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周恩來代表黨和國家莊嚴宣布我們的發展戰略目標是“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具有現代農業、現代工業、現代國防和現代科學技術的社會主義強國”。“四個現代化”成為全國人民追求的理想和勤勉工作的動力。

　　中國共產黨歷來重視醫藥衛生工作，將其作為國計民生的重點，置于國家整體發展布局的關鍵位置。新中國成立初期，醫藥衛生事業的重要性被反復強調。它不僅關系著人民的健康，而且是一項關系新社會建設、培育社會主義新人的主要任務。毛澤東曾多次強調：“動員起來，講究衛生，減少疾病，提高健康水平”，“清潔衛生，人人振奮，移風易俗，改造國家”。這些重要論述成為醫藥衛生工作的強大推動力。在國家現代化發展戰略中，加快提升醫藥衛生科技現代化水平，為國家現代化建設保駕護航，成為醫藥衛生工作者義不容辭的責任。然而，“文化大革命”（以下簡稱“文革”）期間，受極“左”錯誤路線的干擾，醫藥衛生工作脫離正常軌道，國家現代化建設遭遇嚴重挫折。1976年粉碎“四人幫”后，中共中央重新強調發展國民經濟、改善人民生活，受“文革”破壞最為嚴重的科技、教育、文化領域率先開啟調整政策，恢復秩序，一面深入揭批“四人幫”，一面大力倡導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征程上再立新功，“四個現代化”的旗幟再度被高高舉起。醫藥衛生現代化隨著不斷高漲的現代化建設熱潮而提出，而且一面世就明確了“中國式”的定位。

　　1978年3月18—31日，全國科學大會在北京召開，扭轉了多年來對知識分子的“左”的政策。鄧小平在會上提出“科學技術是生產力”的重要論斷，強調“四個現代化，關鍵是科學技術的現代化。沒有現代科學技術，就不可能建設現代農業、現代工業、現代國防”。這些思想和論斷極大地激勵了廣大知識分子，科學技術現代化的緊迫任務更是催促著科技人員投身國家建設，把耽誤的時間搶回來。衛生部副部長錢信忠在會上代表衛生部門發言，提出“我國醫藥衛生事業的現代化建設必須有一個大的發展，到本世紀末，使我國整個的醫學科學進入當時世界的先進行列。大部分醫學科研項目接近和趕上世界先進水平；除原有領先項目外，還要有一批新的重要項目居于世界先進地位；在中西醫結合和現代醫學的某些方面作出我國獨創性的成果，以貢獻于全人類”。

　　1978年6月2日，全國醫藥衛生科學大會在北京開幕，1300多名來自全國各地醫藥衛生領域的干部職工參加了大會，其規模可謂空前。中共中央主席華國鋒和副主席葉劍英分別為大會題詞：“堅持走中西醫結合的道路，創造我國的新醫學新藥學，為提高人民的健康水平而奮斗。”“加強中西醫藥衛生科學研究，保健滅病，強壯人民體質，為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而奮斗。”一時間，發展醫藥衛生科學技術，實現醫學科學現代化，成為醫療衛生界熱烈研討的話題；學習外國先進技術，繼承發揚祖國醫學遺產，成為廣大醫務工作者追求的新目標。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實現了偉大歷史轉折。在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指引下，黨和國家工作重心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各行各業紛紛規劃現代化發展藍圖，醫藥衛生現代化概念與實踐路徑也逐漸具體明晰。

　　1979年3月21日至4月2日，全國衛生局長會議在北京召開，著重討論從我國實際情況出發建設醫藥衛生現代化的問題。衛生部部長錢信忠在會上指出：“為了適應全黨工作著重點的轉移，我們衛生部門必須把工作著重點及時地轉移到醫藥衛生現代化建設上來，更有效地預防和治療疾病，提高人民的健康水平，為四個現代化服務。”會議深刻總結了“文革”留下的沉痛教訓，對下一步醫藥衛生現代化建設做出明確部署，強調“進行醫藥衛生現代化建設，一定要從我國的實際情況出發，走我國自己發展的道路。我們要搞的醫藥衛生現代化，是中國式的現代化，是貫徹衛生工作四大方針，重點放到農村，實行中西醫結合的現代化。我們應當根據我國目前底子尚薄，人口多，而醫學遺產又很豐富等的特點，進行醫藥衛生的現代化建設”。這些從我國國情出發，從醫藥衛生工作經驗出發做出的科學論斷，為中國式醫藥衛生現代化建設順利推進奠定了基礎。

　　黨和國家之所以在此時能夠做出中國式醫藥衛生現代化道路的正確選擇，離不開新中國成立后近30年醫藥衛生事業的發展成就與經驗，更離不開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對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恢復，它是中共中央對“四個現代化”建設整體規劃的一部分。

　　當歷史進入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中共中央面臨著“我們的‘四個現代化’將是什么樣的現代化”“‘本世紀末實現四個現代化’的目標能否如期實現”這些嚴峻問題。改革開放打開了中國通向外部世界的大門，推動了國家的現代化進程。隨著中外交流日益增多，我們更多地了解了西方發達國家的發展實際。特別是鄧小平1978年10月訪問日本、1979年初訪問美國后，進一步看到了中國經濟技術水平與西方發達國家間的差距，在增加危機感的同時對我國的現代化建設有了冷靜深入的思考。1979年3月21日，鄧小平在會見英中文化協會執行委員會代表團時，首次提出了“中國式的四個現代化”的概念，兩天后，他在中央政治局討論1979年國民經濟計劃和國民經濟調整問題的會上，又把他剛剛提出的“中國式的四個現代化”表述為“中國式的現代化”。他說：“我同外國人談話，用了一個新名詞：中國式的現代化”。在3月30日的理論工作務虛會上，鄧小平進一步闡釋了這一觀點。他說：“現在搞建設，也要適合中國情況，走出一條中國式的現代化道路。”要使中國實現現代化，至少有兩個重要特點必須看到，一個是“底子薄”，另一個是“人口多，耕地少”，“中國式的現代化，必須從中國的特點出發。”“我們要在中國實現四個現代化，必須在思想政治上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這是實現四個現代化的根本前提。”在這里，鄧小平對“中國式”的解釋，不僅關注了國情，還重點強調了“社會主義”的內涵。

　　鄧小平關于“中國式的四個現代化”的論斷，在黨的領導層和思想理論界及其他各領域均引發廣泛共鳴。醫藥衛生領域對中國式的醫藥衛生現代化的定位，既表達了他們對黨中央的擁護和支持，也證明了黨中央的決策是符合人心、得民意的。改革開放一起步，我們就明確了現代化建設事業是“反對‘全盤西化’要走中國式的現代化道路”。

　　1979年底，鄧小平進一步闡發了“中國式的四個現代化”理念，用“小康之家”來詮釋“四個現代化”的中國特色。1980年元旦剛過，鄧小平在中共中央召集的干部會議上講話，再次強調20世紀80年代工作的核心是現代化建設，未來20年要實現“中國式的四個現代化”。從1980年至1984年，鄧小平每年都在不同場合強調“中國式的現代化”“小康社會”的目標。

　　醫藥衛生事業緊跟中共中央的總體部署，在“中國式”的路徑設計下，不斷加強醫學科學研究，大力培養醫藥專業人才和技術骨干。從1978年到1983年，全國僅脫產培訓的專業衛生技術人員和衛生管理干部就達158萬余人，高等醫藥院校和醫學科研機構共招收研究生7882人，衛生部先后評選出醫藥衛生科技成果483項。各級醫藥衛生機構和醫護人員共同肩負起維護人民健康、為國家大戰略和總任務服務的歷史重任。

二、以“小康社會”為目標的中國式醫藥衛生現代化發展道路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共產黨帶領全國人民始終堅守“中國式的現代化”的基本思路和基本原則，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加快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著力提升人民群眾的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水平，向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不斷邁進。醫藥衛生現代化作為國家現代化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一方面繼承和發揚中國共產黨領導醫藥衛生工作的優良傳統，另一方面緊跟醫藥衛生體制改革步伐，守正創新，走出了一條中國特色的發展道路。

　　（一）以衛生工作方針為指導，中國式醫藥衛生現代化彰顯社會主義屬性

　　新中國成立初期形成的衛生工作“四大方針”和毛澤東的“六·二六”指示，將“為工農兵服務”的立場、“預防為主”“團結中西醫”“衛生工作與群眾運動相結合”的方法和“把醫療衛生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去”的策略相結合，全面準確地表達了中國共產黨的初心使命，為新中國醫藥衛生事業發展提供了根本遵循，一直是新中國醫藥衛生工作的基本準則。

　　改革開放后，國家從抓整頓入手，繼續貫徹衛生工作的“四大方針”，愛國衛生運動、中西醫結合、醫德醫風建設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大進步。與此同時，黨和國家也及時根據經濟社會發展的新情況、新問題，對衛生工作方針進行了相應調整，相關理念、政策表述愈發精準，引領醫藥衛生工作朝著正確的方向前進。

　　1990年5月，衛生部成立了《中國衛生發展與改革綱要（1991—2000）》起草小組，制定了新時期衛生工作方針，即“預防為主，依靠科技進步，動員全社會參與，中西醫并重，為人民健康服務”。1991年4月，七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批準這一方針為我國“八五”期間的衛生工作方針，并補充“同時把醫療衛生工作的重點放在農村”。這一方針將“工農兵”改為“人民”，將“群眾運動”改為“全社會參與”，將“團結中西醫”改為“中西醫并重”，增添了“依靠科技進步”，充分彰顯了時代色彩，反映出新時期醫藥衛生現代化建設對科學和技術的重視。

　　1996年12月，新中國成立以來首次以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名義聯合舉辦的全國衛生工作會議召開，江澤民在講話中強調，衛生事業是造福于人民的事業，在總結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衛生工作的成績和經驗的基礎上，提出新時期衛生工作的指導方針：“以農村為重點，預防為主，中西醫并重，依靠科技教育，動員全社會參與，為人民健康服務，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服務。”1997年1月，這一方針寫入了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衛生改革與發展的決定》。與五年前“八五”期間的衛生工作方針相比，這一方針將“依靠科技進步”調整為“依靠科技教育”，并進一步指明了醫療衛生事業的“二為”方向。這些調整使新時期衛生工作方針更加完備，更加符合新時期經濟社會發展的實際要求，也體現了黨和國家在衛生工作方面思想上的繼承性與政策上的連貫性。

　　中共十八大以來，中共中央對衛生健康事業給予高度重視，人民健康被作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必備條件。2016年8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召開新世紀第一次全國衛生與健康大會，習近平總書記在講話中向全黨、全國人民提出“推進健康中國建設”的重大任務，強調“要把人民健康放在優先發展的戰略地位”，并對新形勢下衛生健康工作方針做出新概括：“以基層為重點，以改革創新為動力，預防為主，中西醫并重，將健康融入所有政策，人民共建共享。”這六句話繼承和延續了以往衛生工作方針的思想精髓，不僅保留了“預防為主，中西醫并重”的原話，而且進一步彰顯了“為人民健康服務”的理念，表明黨和國家的衛生工作從以治病為中心向以健康為中心的轉變。這一方針把“以農村為重點”調整為“以基層為重點”，既涵蓋農村又包含城鎮基層社區，符合快速城鎮化帶來的人口分布的新變化。同時，基層衛生健康工作貼近人民群眾，不斷充實基層醫藥衛生資源、提升服務水平，符合人民群眾對醫療保健的需求；方針中強調“將健康融入所有政策”，是對“大健康”思想的具體表達，展現了黨和國家站在全局的高度，一切為了人民健康的決心和力度；方針中增加了“改革創新”“共建共享”的新內容，充分體現了新發展理念。這一方針準確把握了新時代衛生健康工作的新形勢，完整表達了黨和國家對衛生健康工作的新主張，為新時代衛生健康事業發展指明了方向。

　　（二）中國式醫藥衛生現代化極富改革創新的時代稟賦

　　1985年4月，國務院批轉衛生部《關于衛生工作改革若干政策問題的報告》，以此為標志，醫藥衛生體制改革正式啟動。作為國家經濟體制改革的一部分，醫藥衛生體制改革從局部試點到全面推開，通過摸著石頭過河的漸進式方法來確保這一關系民生的改革穩步進行。醫藥衛生現代化在改革推動下不斷迸發新活力、取得新進展。

　　醫藥衛生體制改革從初期以規范看病、控制藥費、減輕企業負擔為突破口，到20世紀90年代在全國范圍內全面實施醫療保險制度改革，從“統賬結合”模式的社會醫療保險探索試驗，到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制度、醫療衛生體制和藥品生產流通體制“三項改革”并舉，一直在持續推進。2003年在抗擊“非典”取得階段性重大勝利后，黨和國家全面加強公共衛生服務、重大疾病防控和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工作，進一步加快了醫藥衛生體制改革的速度和力度。2009年4月，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共同發布《關于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的意見》，標志著新一輪醫藥衛生體制改革正式啟航。此輪醫藥衛生體制改革的總體目標是“建立健全覆蓋城鄉居民的基本醫療衛生制度，為群眾提供安全、有效、方便、價廉的醫療衛生服務”。

　　中共十八大以來，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成為中共中央常抓不懈的工作。2013年11月，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對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做出全面部署，直指過往改革遺留的要害問題。2016年8月，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衛生與健康大會上明確提出：“要加快把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確定的醫藥衛生體制改革任務落到實處。”“要把醫藥衛生體制改革納入全面深化改革中同部署、同要求、同考核，支持地方因地制宜、差別化探索。”中共十九大做出“實施健康中國戰略”的決策，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是落實戰略的重要抓手。中共二十大提出“推進健康中國建設”的要求，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仍然是不能放松的重點任務，是我國醫藥衛生制度完善和創新的主要路徑，其根本指向是為人民提供高質量的健康服務。

　　社會保障制度是現代工業革命的產物，被譽為現代社會的“安全閥”和“穩定器”，構建適合我國國情的醫療保障制度體系始終是醫藥衛生體制改革的核心命題，集中展現了中國式醫藥衛生現代化自信自立、勇于創新的精神。

　　1993年11月，中共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規定了包括醫療、養老和失業保險在內的社會保障改革目標，指出：“城鎮職工養老和醫療保險由單位和個人共同負擔，實行社會統籌和個人賬戶相結合。”“統賬結合”模式的社會醫療保險探索試驗由此開始，并最終成為全國普遍實施的新型醫療保障制度模式。其間在江蘇省鎮江市和江西省九江市進行試點，并于1997年開始在全國漸次推廣。

　　1998年12月，國務院發布了《關于建立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制度的決定》，要求從1999年1月開始啟動建立城鎮職工醫療保險制度的工作，用一年時間，到年底基本完成這一任務。這一決定的頒布標志著城鎮職工醫療保障制度改革進入了建立新型醫療保險制度的階段，傳統的公費醫療和勞保醫療制度將退出歷史舞臺，取而代之的是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制度。

　　2002年10月，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了《關于進一步加強農村衛生工作的決定》，把“建立以大病統籌為主的新型合作醫療制度和醫療救助制度，使農民人人享有初級衛生保健”作為農村衛生工作的主要目標。

　　2003年1月，國務院辦公廳轉發了衛生部、財政部、農業部聯合制定的《關于建立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的意見》，對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建立過程中的方式方法等問題做出了具體規定，不但強化了政府的責任，而且國家補貼與個人繳費相銜接、擴大資金統籌范圍等內容也凸顯了它的公共服務性質。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在經歷20多年的低迷和改革探索之后重新煥發活力。

　　2007年4月，國務院常務會議研究部署啟動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試點，7月，《國務院關于開展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試點的指導意見》正式下發，對建立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制度提出了方向性意見。隨后，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障制度、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和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制度的覆蓋范圍不斷擴大。截至2011年，職工醫保、居民醫保、新農合參保人數超過13億，覆蓋面達95%以上，構建起世界上規模最大的基本醫療保障網。

　　2016年，我國將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和新型農村合作醫療進行整合，在覆蓋范圍、籌資政策、保障待遇、醫保目錄、定點管理、資金管理方面實現“六個統一”，從而提高了效率、增進了公平。2018年，國務院設立了國家醫療保障局，統管全國的醫療保障事業。與此同時，基本醫保跨省異地就醫費用直接結算、重特大疾病醫療救助、藥品集中采購、醫保藥品目錄動態調整機制等一系列相關改革陸續推進，中國式的醫療保障制度在持續改革中不斷完善。

　　（三）在中國式醫藥衛生現代化進程中譜寫中醫藥傳承創新發展新篇章

　　中國醫藥學歷史悠久、理論體系獨特、診療經驗和手段豐富，且具有費用低、療效好、副作用小等特點，是祖先留給我們治病保健的寶貴財富，也是中華民族對世界醫學的重要貢獻。中國共產黨歷來重視中醫藥的傳承、保護和發展，新中國成立后，黨和國家提倡尊重中醫、發揮中醫藥智慧、促進中西醫團結。中醫藥事業在繼承和發展中有了很大進步。

　　改革開放后，從中央到地方重建了各級中醫藥管理機構，加強中醫藥人才培養，組建學術團體、出版中醫藥書刊、恢復擴建中醫院校和科研機構，特別重視中西醫結合并取得很多新進展。

　　1982年12月，新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總綱第21條規定：“發展現代醫藥和我國傳統醫藥”。這是我國首次在國家根本大法中明確了發展中醫藥與西醫藥的同等地位。依據憲法的這一條款，中共中央書記處對中醫藥工作提出要求：“一方面，中醫藥學是我國醫療衛生事業所獨具的特點和優勢，中醫不能丟，必須保存和發展。另一方面，中醫必須積極利用先進的科學技術和現代化手段，促進中醫藥事業的發展。要堅持中西醫結合的方針，中醫、西醫互相配合，取長補短，努力發揮各自的優勢。”

　　1986年12月，國家中醫管理局正式成立，并于1988年5月更名為國家中醫藥管理局，統領國家中醫藥事務。隨后，《1988—2000年中醫事業發展戰略規劃》提出了包括到2000年實現中醫藥現代化在內的一系列發展目標。到2011年時，中醫醫療服務體系基本覆蓋了城鄉，75.6%的社區衛生服務中心、51.6%的社區衛生服務站、66.5%的鄉鎮衛生院、57.5%的村衛生室能夠提供中醫藥服務。日益壯大的中醫藥人才隊伍，不斷創新的中醫藥診療手段，為人民群眾提供優質的醫療服務。

　　中共十八大以來，黨和國家把發展中醫藥擺在了更高的位置，不僅在健康中國建設中對中醫藥提出更高的要求，而且從傳承中華文明、培育文化自信的高度對中醫藥寄予了更高期望。為此，國家組織制定中醫藥發展規劃，實施中醫藥傳承創新工程，大力推進中醫藥古籍、傳統知識和診療技術的保護、搶救及整理工作。2016年2月，國務院印發《中醫藥發展戰略規劃綱要（2016—2030年）》，將中醫藥發展擺在了經濟社會發展全局的重要位置并對未來15年中醫藥發展方向和工作重點做出全面設計。同年8月，《中醫藥發展“十三五”規劃》出臺，全面規劃了中醫藥發展的五年目標。2017年7月，新中國第一部全面系統體現中醫藥特點的綜合性法律——《中華人民共和國中醫藥法》頒布實施，為發展中醫藥事業提供了法律依據，為推進健康中國建設提供了法律保障。此后，《中醫診所備案管理暫行辦法》《中醫醫術確有專長人員醫師資格考核注冊管理暫行辦法》等配套規定陸續出臺，這些規章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中醫藥法》相配合，形成了日益完善的促進中醫藥發展的法律法規體系。

　　習近平總書記一直高度重視我國的中醫藥事業，他指出：“中醫藥學是中國古代科學的瑰寶，也是打開中華文明寶庫的鑰匙。”2019年10月20日，《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促進中醫藥傳承創新發展的意見》印發，以最高規格發布了促進中醫藥傳承創新發展的20條指導性意見。10月25日，全國中醫藥大會在北京召開，全面研討、指導和推進中醫藥事業的進一步發展。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第一次以國務院名義召開的全國中醫藥大會。習近平總書記對中醫藥工作做出了重要指示。他在充分肯定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中醫藥事業取得的顯著成就、中醫藥學對增進人民健康的價值和貢獻的基礎上，強調“要遵循中醫藥發展規律，傳承精華，守正創新，加快推進中醫藥現代化、產業化，堅持中西醫并重，推動中醫藥和西醫藥相互補充、協調發展，推動中醫藥事業和產業高質量發展，推動中醫藥走向世界，充分發揮中醫藥防病治病的獨特優勢和作用，為建設健康中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貢獻力量”。

　　按照中央要求，全國多個地區陸續召開中醫藥大會、頒行地方性中醫藥法規和條例。一些地區還結合本地實際，陸續出臺促進中醫藥發展的規劃和措施。例如，在《安徽省中醫藥文化弘揚工程行動方案》中，提出了該省到2025年中醫藥發展的具體目標：“創建兩個國家級中醫藥文化宣傳教育基地，10個省級中醫藥文化體驗場館，200個中醫藥文化知識角。培養50名中醫藥文化科普巡講專家和200名基層中醫藥文化傳播骨干，舉辦3次全省中醫藥健康科普大賽，開展300次中醫藥文化科普宣講活動，居民中醫藥健康文化素養水平達到25%左右。”

　　各級政府將中醫藥事業發展經費納入本級財政預算，“‘十三五’期間，中央財政累計安排地方中醫藥事業傳承與發展補助資金86.06億元，年均增長17.32%；及時將符合條件的中成藥和中醫診療項目納入醫保基金支付范圍，2020年2800個醫保藥品目錄中有中成藥1374個，占比為49.1%。許多地方中醫藥事業投入逐年增長，浙江等沿海發達地區增速高于當地經濟發展和財政收入增速。”

　　新冠肺炎疫情暴發后，中醫藥再度憑借其獨特的療法、顯著的療效展示其獨有優勢。2021年1月，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關于加快中醫藥特色發展的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針對中醫藥發展面臨的主要問題，制定了28條切實可行的具體措施并明確了實施單位。2022年初，《“十四五”中醫藥發展規劃》編制出臺。這一規劃展示了中醫藥與現代科學相結合、中醫藥與西醫藥優勢互補、中醫藥現代化與產業化、中醫藥走向世界的美好未來。

　　改革開放40多年來，中國式醫藥衛生現代化正是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不斷探索中由弱到強、發展壯大。它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做出的貢獻已經被歷史所證明，并將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新征程上表現出更大的作為。

三、“推進健康中國建設”的中國式醫藥衛生現代化

　　中共二十大提出了“到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戰略安排，建成健康中國赫然在列。健康中國既是未來社會形貌，也是實現這一愿景的戰略部署。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推進健康中國建設，是我們黨對人民的鄭重承諾。”新中國70多年醫藥衛生事業的發展成就、改革開放40多年中國式醫藥衛生現代化的建設經驗，都為推進健康中國建設提供了重要保障，也指明了方向和著力點。

　　（一）堅持健康優先，既遵循戰略布局又要在行動中開新局

　　新中國的醫藥衛生事業是在缺醫少藥、疫病流行的危機中起步的。盡管當時國家財政困難、科技發展落后、醫療衛生人才匱乏，但黨和國家始終把維護人民健康放在重要位置。從毛澤東提出：“今后必須把衛生、防疫和一般醫療工作看作一項重大的政治任務，極力發展這項工作”，到中共第二代、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高度重視衛生健康事業，將其作為改善民生和社會建設的重要內容，制定了一系列方針、政策和措施，努力實現衛生健康事業與經濟社會協調發展，再到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沒有全民健康，就沒有全面小康”，“使全體中國人民享有更高水平的醫療衛生服務也是我們兩個百年目標的重要組成部分”。正是因為這樣的使命擔當，才有了中國式醫藥衛生現代化道路的開辟與拓展。

　　1949年時，中國人均預期壽命只有35歲左右，嬰兒死亡率是200‰，孕產婦死亡率是1500/10萬，屬于世界上人口健康狀況較差的國家之一。1957年我國人口預期壽命達到57歲，1981年提升到的67.8歲，遠遠高于1980—1985年世界平均59.5歲的水平。嬰兒死亡率1980年時降低到42‰，大大低于同期世界平均67‰的水平。這些數據充分證明了新中國成立后前30年醫藥衛生工作的巨大成就，而這些成就的取得，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新中國更多地依靠普及基礎醫療，最大限度地增強醫藥衛生的普惠價值。

　　改革開放后，國家大力發展現代科學技術，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改革之難，超乎想象。”同期進行醫藥衛生體制改革的很多國家面臨突圍的困境不得不半途而廢。而我國醫藥衛生體制改革迎難而上，始終不改初心，醫藥衛生事業取得快速發展，人民健康狀況快速提升。2010年，我國人均期望壽命達到74.8歲。2011年，孕產婦死亡率下降到26.1/10萬，嬰兒死亡率及5歲以下兒童死亡率持續下降，嬰兒死亡率降為12.1‰，5歲以下兒童死亡率降為15.6‰。這三大指標的變化，標志著中國國民的健康水平已經達到了發展中國家的較高水平。

　　新時代十年，黨和國家把維護與提升人民群眾的身心健康作為我國優先發展戰略，全面小康與全民健康同頻共振。據《2021年我國衛生健康事業發展統計公報》顯示，衛生健康事業各項指標持續優化：2021年，每千人口醫療衛生機構床位數6.7張。每千人口執業（助理）醫師3.04人，每千人口注冊護士3.56人。每萬人口全科醫生數為3.08人，每萬人口專業公共衛生機構人員6.79人。全年衛生總費用初步推算為75593.6億元，其中：政府衛生支出20718.5億元，占27.4%；社會衛生支出33920.3億元，占44.9%；個人衛生支出20954.8億元，占27.7%。人均衛生總費用5348.1元，衛生總費用占國內生產總值比例為6.5%。我國居民人均預期壽命提高到78.2歲，孕產婦死亡率下降到16.1/10萬，嬰兒死亡率下降到5.0‰，主要健康指標居于中高收入國家前列。人民的健康水平能夠持續在高位增長，既源于黨和國家始終堅持把維護人民健康放在第一位，不斷加強醫藥衛生事業的發展進步，又得益于黨和國家大力倡導健康生活方式，提升人民群眾的健康素養，調動全社會各種有利于人民健康的因素和力量，從而不斷增強人民群眾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二）以問題為導向，既洞察困境又要在解困中謀發展

　　改革開放初期，醫藥衛生事業的發展形勢十分嚴峻，突出問題是“醫療衛生資源嚴重短缺、服務能力不足、服務效率較低”。中國式醫藥衛生現代化正是針對這樣的現狀提出的，而它之所以方向堅定、步伐穩健，也與對現實問題的分析認識密不可分。這一時期，“由于‘四人幫’的干擾破壞，我國醫學科學的發展十分緩慢，有的學科停滯不前，甚至倒退。原來領先的科研項目，有的落后了；原來有差距的項目，差距拉大了……我國醫學科學同世界先進水平的差距很大。”通過對這一情況的分析不難看出，“衛生工作存在的兩個最突出的問題：一是醫藥衛生隊伍的技術水平低，領導水平低，工作效率低，與新時期賦予我們的任務很不相適應；二是許多地區疾病多，發病率高，衛生狀況不好”。對現實困境的精準把握為破解難題提供了必要前提。

　　改革開放40多年來我國醫藥衛生體制的改革，始終堅持問題導向，扭住要害，實事求是，不好高騖遠，也決不止步不前。“看病難、看病貴”“因病致貧、因病返貧”曾是人民群眾反映最強烈的問題。為此，在醫藥衛生體制改革中把構建基本醫療保障制度放在首位，在建設中一直堅持將“廣覆蓋”“保基本”作為出發點和立足點，使最廣大人民群眾受益。在脫貧攻堅的關鍵時刻，黨和國家部署實施健康扶貧工程，主要針對農村貧困人口，突出重點地區、重點人群、重點病種，全面提高農村貧困人口健康水平，使他們與全國人民一道邁入全面小康。以健康為抓手改善貧困人口的生活境況，進而實現脫貧，是中國貢獻給世界減貧事業的成功范例。可以說，沒有醫藥衛生事業發展的解困之道，就沒有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巨大成就。

　　2016年8月，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衛生與健康大會上指出：“當前，由于工業化、城鎮化、人口老齡化，由于疾病譜、生態環境、生活方式不斷變化，我國仍然面臨多重疾病威脅并存、多種健康影響因素交織的復雜局面，我們既面對著發達國家面臨的衛生與健康問題，也面對著發展中國家面臨的衛生與健康問題。”這說明，健康中國建設的過程中遇到的新問題更加復雜，而我們的醫藥衛生事業在區域之間、城鄉之間的發展水平還很不平衡，服務質量和能力還不高，難以滿足人民群眾更高的需求，這些都為中國式醫藥衛生現代化的不斷發展和完善提出了新的目標。令人欣喜的是，中共二十大后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積極開展行動，瞄準問題、主動出擊。2023年出臺的《全面提升醫療質量行動計劃（2023—2025年）》，多角度提出了28項具體措施和5個專項行動，全面加強醫療質量安全管理，促進優質醫療資源擴容和均衡布局。與此同時，在全國醫藥衛生領域開展的“改善就醫感受、提升患者體驗”主題活動，從患者視角出發，圍繞看病就醫全流程，多方面多舉措提升患者就醫整體體驗。這些新措施和新實踐，為全面提高醫藥衛生服務質量和水準，滿足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更高要求提供了解決方案。

　　（三）從國情出發，既走自己的路又要為世界貢獻中國智慧

　　新中國成立以來，“窮國辦大衛生”是我國長期面對的挑戰。自力更生、艱苦奮斗貫穿在中國式醫藥衛生現代化的全過程。無論是牛胰島素的研制，還是青蒿素的發明，都浸透著中國科技工作者辛勤攻關的汗水；無論是消滅瘧疾、脊髓灰質炎，還是抗擊新冠肺炎疫情取得決定性勝利，都源于全國醫務工作者的忘我工作。

　　自強自立、開放包容、銳意創新是中國式醫藥衛生現代化實踐的一個重要啟示，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歷史經驗之一。農村合作醫療制度是我國農民在合作化運動中自發創辦的一種集體醫療保健制度，在國家的大力倡導和支持下，采取“三土”（土醫、土藥、土藥房）、“四自”（自采、自種、自制、自用）的辦法，由半農半醫的赤腳醫生提供“一根針、一把草”的服務，初步解決了農民群眾的看病吃藥問題。到1975年底，全國已有85%的生產大隊實行了合作醫療，有赤腳醫生150多萬人，生產隊衛生員、接生員390多萬人。5萬多個農村人民公社，基本建立起了衛生院。1976年，在“世界衛生組織太平洋委員會第27屆會議”和“世界衛生組織太平洋基層衛生保健工作會議”上，被譽為“合作醫療之父”的赤腳醫生覃祥官，用半天時間作了題為《中國農村基層衛生工作》的報告，向世界介紹了中國農村合作醫療的經驗，并回答了世界各國衛生部長和記者們的提問。他們感嘆“中國農村人口這么多，居然能夠做到看病吃藥不花錢，真是人間奇跡”。中國初級衛生保健的普及、國家資助并實施的疾病預防戰略，受到了世界衛生組織的贊譽。1969年出版的《赤腳醫生》手冊，因其清晰明了、簡單易行、務求實效，不僅在國內風靡一時，而且先后被翻譯成50多種文字，在世界發行，使各國醫護人員和人民群眾從中獲益。中國的衛生革命在強壯中國人民的同時也具有了世界意義。

　　“預防為主”是中國共產黨百余年來領導醫藥衛生工作始終不變的方針，可以追溯到《黃帝內經》中提出的“上醫治未病”的思想，今天關口前移、以防為先、防治結合還是現代公共衛生的重要原則。在古為今用的價值取向引領下，古老的中華文明與現代文明高度契合，仍然是人類生存和發展的智慧源泉。圍繞人民健康，我們還要把“洋為中用”作為發展中國式醫藥衛生現代化的主要手段，學習借鑒一切有利于人民健康的先進技術。因為，“現代化最重要的指標還是人民健康，這是人民幸福生活的基礎”。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健康中國之道，是中國的也是世界的。

　　“中國式的現代化”從提出時起就是立足國內面向世界的。這一理念探討的是一個開放的中國怎樣在世界現代化發展格局中走自己的路。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獨特的文化傳統，獨特的歷史命運，獨特的基本國情，注定了我們必然要走適合自己特點的發展道路。”中國式醫藥衛生現代化在實踐中摸索出的這條道路，充分展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特點和優勢，它的成就證明，這條道路符合中國人民的利益，不僅為人民共建共享美好生活提供了健康基石，而且為國家富強和民族振興積蓄了強大的人力資本；它的經驗證明，現代化不等于西方化，中國式現代化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不二選擇，也是給世界人民帶來福祉的現代化之路。2023年12月26日，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毛澤東同志誕辰130周年座談會上進一步強調：“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是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在新時代新征程的中心任務。”中國式醫藥衛生現代化的快速進步和高質量發展既是完成這一中心任務的題中應有之義，也是其核心內容和重要助力。

　　［作者簡介］姚力，法學博士，研究員，當代中國研究所。

　　*本文為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中國共產黨百年醫療衛生史料收集、整理與研究”（21&ZD036）的階段性研究成果。

　　本文發表在《當代中國史研究》2024年第2期，注釋從略，引用請參考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