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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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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月紅】鄧小平與加強黨對宣傳思想文化工作的領導

作  者
宋月紅
發表/出版時間
2024年07月25日
學科分類
人物研究
成果類型
論文
發表/出版情況
當代中國史研究
PDF全文

  [摘要]在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中,鄧小平支持和領導開展關于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指導黨重新確立馬克思主義思想路線,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正確認識我國所處的發展階段和根本任務,指導黨系統總結新中國成立以來的歷史經驗,解決了科學評價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和毛澤東思想的科學體系、根據新的實際和發展要求確立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正確道路這樣兩個相互聯系的重大歷史課題,為黨和國家發展確定宣傳思想文化工作的正確方向;堅持、鞏固和加強黨對宣傳思想文化工作的領導,指導黨在新中國成立以來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實踐的基礎上,確立和堅持黨的“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路線,為開創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做出歷史性貢獻。     

  [關鍵詞]鄧小平;馬克思主義思想路線;宣傳思想文化工作;堅持四項基本原則 

  宣傳思想文化工作事關黨的前途命運、國家長治久安、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在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中,鄧小平指導黨重新確立馬克思主義思想路線,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正確認識我國所處的發展階段和根本任務,科學總結新中國成立以來黨的歷史經驗,堅守黨的文化領導權,在思想政治上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為黨和國家發展確定宣傳思想文化工作的正確方向,堅持、鞏固和加強黨對宣傳思想文化工作的領導,把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不斷推向前進。 

  支持和領導開展關于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指導黨重新確立馬克思主義思想路線 

  在粉碎“四人幫”之后“徘徊中前進”的兩年間,由反對和抵制“兩個凡是”而引發的關于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成為黨的思想理論戰線和宣傳思想文化工作的一個鮮明主題。鄧小平堅持以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為指導,支持并推進這一討論,將思想解放統一于“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之中,推動了具有重大意義的撥亂反正,指導黨重新確立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馬克思主義思想路線。 

  (一)反對和抵制“兩個凡是”的錯誤方針 

  粉碎“四人幫”,結束了“文化大革命”。但這一時期“兩個凡是”方針的提出,實際上堅持了“文化大革命”的錯誤,阻礙了撥亂反正的進行。因這一方針不符合黨和國家事業的發展要求,違背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理所當然地受到堅持馬克思主義立場者的堅決反對和抵制。在此之前的1975年整頓中,鄧小平在怎樣宣傳毛澤東思想上,就曾針對“把毛澤東思想庸俗化”“割裂毛澤東思想”等問題明確指出:“毛澤東思想有豐富的內容,是完整的一套”,“怎么能夠抓住一兩句話,一兩個觀點,就片面地進行宣傳呢?”他強調:“毛澤東思想緊密聯系著各個領域的實踐,緊密聯系著各個方面工作的方針、政策和方法,我們一定要全面地學習、宣傳和實行”。 

  真理的力量總是不可抗拒的。1977410日,復出前夕的鄧小平在致黨中央的信中提出:“我們必須世世代代地用準確的完整的毛澤東思想來指導我們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把黨和社會主義的事業,把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事業,勝利地推向前進”。53日,黨中央將這封信轉發至縣團級,對鄧小平的這一意見給予了肯定。524日,鄧小平同王震和鄧力群談話,在談話中提到前些日子中央辦公廳兩位負責同志來看他的事情。鄧小平說:“我對他們講,‘兩個凡是’不行。”他根據當時的工作實際對此進一步闡明:“按照‘兩個凡是’,就說不通為我平反的問題,也說不通肯定一九七六年廣大群眾在天安門廣場的活動‘合乎情理’的問題”。他還就“兩個凡是”所犯的認識論錯誤,站在哲學高度,從理論意義上強調:“把毛澤東同志在這個問題上講的移到另外的問題上,在這個地點講的移到另外的地點,在這個時間講的移到另外的時間,在這個條件下講的移到另外的條件下,這樣做,不行嘛!”“一個人講的每句話都對,一個人絕對正確,沒有這回事情。”他指出:“這是個重要的理論問題,是個是否堅持歷史唯物主義的問題。徹底的唯物主義者,應該像毛澤東同志說的那樣對待這個問題。馬克思、恩格斯沒有說過‘凡是’,列寧、斯大林沒有說過‘凡是’,毛澤東同志自己也沒有說過‘凡是’。”鄧小平強調:“毛澤東思想是個思想體系。我們要高舉旗幟,就是要學習和運用這個思想體系。”71621日,黨的十屆三中全會召開,一致通過了恢復鄧小平黨內外一切職務的決議。919日,鄧小平在《教育戰線的撥亂反正問題》中強調:“我們要準確地完整地理解毛澤東思想的體系。”“毛澤東同志在延安為中央黨校題詞,就是‘實事求是’四個大字,這是毛澤東哲學思想的精髓。”鄧小平認識和把握毛澤東思想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實際上為此后開展的關于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提供了正確方向和有力思想武器。 

  (二)支持和領導開展關于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 

  隨著人們對“兩個凡是”錯誤方針的反對和抵制,關于歷史和理論是非問題的認識越來越從哲學意義上圍繞真理標準問題而展開。1978510日,中共中央黨校內部刊物《理論動態》第60期發表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次日,《光明日報》以本報特約評論員的署名轉發了這篇文章。該文從“檢驗真理的標準只能是社會實踐”“理論與實踐的統一,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最基本的原則”“任何理論都要不斷接受實踐的檢驗”等方面,充分論證了這一科學命題的真理性,回答了真理標準問題,否定了“兩個凡是”的觀點,并在全國范圍內引起強烈反響,引發了一場關于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此后,全國各地主要報刊刊登了大量這方面的文章。 

  對于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一論點,起初反對的聲音不少,其中就有一種“砍旗”之說,一時甚囂塵上,很有代表性。鄧小平對此非常重視,他說:“進一步引起我的興趣和注意”。197862日,鄧小平在全軍政治工作會議上批評“兩個凡是”錯誤方針時指出:“我們說的做的究竟能不能解決問題,問題解決得是不是正確,關鍵在于我們是否能夠理論聯系實際,是否善于總結經驗,針對客觀現實,采取實事求是的態度,一切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與實踐相結合,這是黨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根本立足點。 

  (三)指導黨重新確立馬克思主義思想路線 

  關于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實際上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爭論。解放思想,就是要使思想和實際相符合,使主觀和客觀相符合,就是實事求是。1978916日,鄧小平在《高舉毛澤東思想旗幟,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中指出:“怎么樣高舉毛澤東思想旗幟,是個大問題”,按照“兩個凡是”搞下去,“要損害毛澤東思想”,“毛澤東思想的基本點就是實事求是,就是把馬列主義的普遍原理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他說:“毛澤東同志所以偉大,能把中國革命引導到勝利,歸根到底,就是靠這個”,“我們高舉毛澤東思想的旗幟,就要在每一時期,處理各種方針政策問題時,都堅持從實際出發。”他指出:“所謂理論要通過實踐來檢驗,也是這樣一個問題。現在對這樣的問題還要引起爭論,可見思想僵化。”違反實事求是的思想,違反辯證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的原理,實際上是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的反映。他說:“世界天天發生變化,新的事物不斷出現,新的問題不斷出現,我們關起門來不行,不動腦筋永遠陷于落后不行。”1213日,鄧小平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上作《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報告,在黨和國家前途命運問題上鮮明指出:“一個黨,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如果一切從本本出發,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進,它的生機就停止了,就要亡黨亡國。”他強調,只有解放思想,堅持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聯系實際,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才能順利進行,黨的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理論也才能順利發展。關于真理標準問題的爭論,的確是個思想路線問題,是個政治問題,是個關系到黨和國家的前途和命運的問題。 

  中國共產黨正是通過實踐是檢驗真理唯一標準問題的討論,明確解決了黨的思想路線問題,重新恢復和發展了實事求是、理論聯系實際、一切從實際出發的思想路線。鄧小平指出:“這是很重要的”。歷史地看,這場討論為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作了理論準備,對于端正思想路線、糾正長期存在的個人崇拜和教條主義具有重大與深遠的意義。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使黨重新確立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馬克思主義思想路線。之后,19801225日,鄧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的講話中,概括總結關于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指出:這場討論“對于我們這幾年來在政治、經濟、組織等各方面進行一系列改革,對于我們在各條戰線上取得顯著成績,起了極大的推動作用”。由此表明,關于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促進解放思想,堅持實事求是,使黨重新確立了馬克思主義思想路線,不僅旗幟鮮明地反對“兩個凡是”的錯誤觀點,而且為黨推動各方面的撥亂反正,做出實行改革開放的重大決策,為黨和國家各項事業朝著正確方向發展提供了根本思想理論基礎。 

  深刻闡明實現四個現代化在思想政治上的根本前提,推動加強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宣傳教育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確定把黨和國家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做出實行改革開放的重大決策,實現了黨的歷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轉折。改革開放之初,面對實現四個現代化的偉大實踐和思想理論戰線的復雜局面,鄧小平鮮明提出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這一實現四個現代化的根本前提,強調必須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領導制定了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這一基本路線對實現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總任務和總目標,具有長遠的全局性的指導意義。 

  為總結理論宣傳戰線的經驗和教訓,統一思想,同時研究全黨工作重點轉移后理論宣傳工作的根本任務,黨的理論工作務虛會于1979118日至43日在京召開。鄧小平在為這次會議準備的講話稿中,就針對黨內和社會上出現的資產階級自由化傾向,明確提出“四個堅持”,認為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無產階級專政,堅持黨的領導,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原理“現在該講了”。他指出,思想理論界應有一個主導思想。理論工作的主導思想、中心任務是要引導人們向前看。330日,鄧小平在會上發表了《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講話,強調要解放思想,開動腦筋,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他說:“現在還是要堅定不移地執行這個方針。重要的是,要從實際出發,密切結合當前的形勢和任務,進一步宣傳和貫徹這個方針。”他指出,在思想政治方向方面,“我們已經基本上回到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正確軌道上來,我們將永遠沿著這個軌道前進”。關于當前以及今后相當長一個歷史時期的主要任務,他強調就是“搞現代化建設。能否實現四個現代化,決定著我們國家的命運、民族的命運。在中國的現實條件下,搞好社會主義的四個現代化,就是堅持馬克思主義,就是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旗幟”。否則,不抓住四個現代化,不從這個實際出發,就是脫離馬克思主義,就是空談馬克思主義。 

  實現四個現代化,必須在思想政治上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這是實現四個現代化的根本前提。鄧小平指出,這四項基本原則并不是新的東西,是黨長期以來所一貫堅持的。他強調:“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是我們當前最大的政治,因為它代表著人民的最大的利益、最根本的利益。現在,每一個黨員、團員,每一個愛國的公民,都必須在黨和政府的統一領導下,克服一切困難,千方百計地為實現四個現代化貢獻出一切力量。”當時,社會上有極少數人正在散布懷疑或反對這四項基本原則的思潮,而黨內也有個別同志不但不承認這種思潮的危險,甚至直接間接地加以某種程度的支持。雖然這幾種人在黨內外都是極少數,但事實證明,他們不但可以而且已經對黨和國家的事業造成很大的危害。對此,鄧小平指出:“不能因為他們是極少數而忽視他們的作用”,“有很大的必要來強調宣傳這四項基本原則”。他還著重“對從右面來懷疑或反對四項基本原則的思潮進行一些批判”,分別就為什么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進行了深入闡述。 

  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必然性和核心要義。在必須堅持社會主義道路上,鄧小平強調,一定要徹底駁倒所謂社會主義不如資本主義的言論。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社會主義的中國在經濟、技術、文化等方面現在還不如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這不是社會主義制度造成的,從根本上說,是解放以前的歷史造成的,是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造成的。他強調,要向人民特別是青年介紹資本主義國家中進步和有益的東西,批判資本主義國家中反動和腐朽的東西。在必須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上,鄧小平強調,我們已經作了大量的宣傳,說明無產階級專政對于人民來說就是社會主義民主,“是歷史上最廣泛的民主”。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就沒有社會主義的現代化。社會主義愈發展,民主也愈發展。他強調:“沒有無產階級專政,我們就不可能保衛從而也不可能建設社會主義。”在必須堅持共產黨的領導上,鄧小平指出,在今天的中國,“決不應該離開黨的領導而歌頌群眾的自發性。黨的領導當然不會沒有錯誤,而黨如何才能密切聯系群眾,實施正確的和有效的領導,也還是一個必須認真考慮和努力解決的問題,但是這決不能成為要求削弱和取消黨的領導的理由”。在必須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上,鄧小平強調,要堅持完整地準確地掌握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科學體系;堅持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他指出:“毛澤東思想過去是中國革命的旗幟,今后將永遠是中國社會主義事業和反霸權主義事業的旗幟,我們將永遠高舉毛澤東思想的旗幟前進。”他還告誡說:“每個共產黨員,更不必說每個黨的思想理論工作者,決不允許在這個根本立場上有絲毫動搖。如果動搖了這四項基本原則中的任何一項,那就動搖了整個社會主義事業,整個現代化建設事業”。他指出:“馬克思主義的思想理論工作是不能離開現實政治的”,“不能設想,離開政治的大局,不研究政治的大局,不估計革命斗爭的實際發展,能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家、理論家”。解放思想,就是要運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原理,深入研究中國實現四個現代化所遇到的新情況、新問題,并且做出有重大指導意義的答案。鄧小平強調“這將是我們思想理論工作者對馬克思主義的重大貢獻,對毛澤東思想旗幟的真正高舉”。實現四個現代化是一項多方面的復雜繁重的任務。鄧小平深刻闡明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和目前時期的主要矛盾等理論問題,強調無論如何,思想理論問題的研究和討論,一定要堅決執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一定要堅決執行不抓辮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的“三不主義”的方針,一定要堅決執行解放思想、破除迷信、一切從實際出發的方針。 

  鄧小平推動加強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宣傳教育。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必須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和錯誤思想傾向問題。四項基本原則首先要求堅持社會主義。鄧小平指出:“不堅持社會主義,還有什么安定團結,還有什么社會主義的四個現代化?”“這四個堅持的核心,是堅持黨的領導。”他強調:“黨離不開人民,人民也離不開黨,這不是任何力量所能夠改變的”,“對于這四項基本原則,必須堅持,絕不允許任何人加以動搖,并且要用適當的法律形式加以確定”。針對一定時期的宣傳工作,鄧小平指出:“我們的宣傳工作還存在嚴重缺點,主要是沒有積極主動、理直氣壯而又有說服力地宣傳四項基本原則,對一些反對四項基本原則的嚴重錯誤思想沒有進行有力的斗爭”。他說:“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核心就是反對黨的領導,而沒有黨的領導也就不會有社會主義制度。對待這些問題,我們不能再走老路,不能再搞什么政治運動,但一定要掌握好批評的武器”。中國沒有共產黨的領導、不搞社會主義是沒有前途的。他指出:“四個堅持本身沒有錯,如果說有錯誤的話,就是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還不夠一貫,沒有把它作為基本思想來教育人民,教育學生,教育全體干部和共產黨員。”鄧小平在反對錯誤思想傾向問題上,強調要加強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宣傳、教育,要多寫這方面的文章;要批判“左”的錯誤思想,也要批判右的錯誤思想。 

  馬克思主義科學揭示人類社會發展規律,深刻闡明社會主義必然代替資本主義是人類社會發展不可逆轉的總趨勢。1992118日至221日,鄧小平在南方談話中指出:“我堅信,世界上贊成馬克思主義的人會多起來的,因為馬克思主義是科學。它運用歷史唯物主義揭示了人類社會發展的規律。封建社會代替奴隸社會,資本主義代替封建主義,社會主義經歷一個長過程發展后必然代替資本主義。這是社會歷史發展不可逆轉的總趨勢,但道路是曲折的。”他還針對當時一些國家出現嚴重曲折,指出:“社會主義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經受鍛煉,從中吸收教訓,將促使社會主義向著更加健康的方向發展。因此,不要驚慌失措,不要認為馬克思主義就消失了,沒用了,失敗了。哪有這回事!”之前,鄧小平在19874月就曾指出: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就是“要保證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不變,保證整個政策不變,對內開放、對外開放的政策不變”。“如果這些都變了,我們要在本世紀末達到小康水平、在下世紀中葉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的目標就沒有希望了。”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同資產階級自由化是根本對立的。 

  在思想政治上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是實現四個現代化的根本前提,是立國之本。離開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就沒有根,沒有方向,也就談不上貫徹黨的思想路線。在鄧小平理論指導下,黨將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同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改革開放結合起來,確立了黨的“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路線,制定了到21世紀中葉分“三步走”、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發展戰略,成功開創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科學總結新中國成立以來黨的歷史經驗,推動全黨統一思想 

  黨和國家事業總是在不斷總結歷史經驗的基礎上向前發展的。在中國共產黨成立60周年之際,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了《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以下簡稱《決議》)。《決議》運用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主義,對新中國成立以來32年黨的重大歷史事件特別是“文化大革命”做出了正確的總結,科學分析了在這些事件中黨的指導思想的正確和錯誤,分析了產生錯誤的主觀因素和社會原因,實事求是地評價了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充分論述了毛澤東思想作為黨的指導思想的偉大意義。《決議》肯定了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逐步確立的適合我國國情的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正確道路,進一步指明了我國社會主義事業和黨的工作繼續前進的方向。鄧小平主持起草了這一《決議》,通過總結黨的歷史經驗,對統一全黨思想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科學評價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和毛澤東思想的科學體系,根據新的實際和發展要求確立了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正確道路。鄧小平指導黨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錯誤實踐和理論,堅決頂住否定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錯誤思潮。1980319日,鄧小平在同中央負責同志的談話中,提出了《決議》起草工作的指導思想,概括起來主要是,“最重要、最根本、最關鍵的”也是“最核心的一條”是“確立毛澤東同志的歷史地位,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他指出:“不僅今天,而且今后,我們都要高舉毛澤東思想的旗幟”,“要正確地評價毛澤東思想,科學地確立毛澤東思想的指導地位,就要把毛澤東思想的主要內容,特別是今后還要繼續貫徹執行的內容,用比較概括的語言寫出來”。同時,他強調,對新中國成立以來歷史上的大事,哪些是正確的,哪些是錯誤的,要進行實事求是的分析,“包括一些負責同志的功過是非,要做出公正的評價”,要通過《決議》對過去的事情做個基本的總結,“總結過去是為了引導大家團結一致向前看”。鄧小平在指導總結黨的歷史經驗中始終貫徹這一指導思想,立場堅定、旗幟鮮明。 

  系統闡述毛澤東思想的科學體系,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關于《決議》的中心內容,1980627日,鄧小平在同中央負責同志談話時指出:“重點放在毛澤東思想是什么、毛澤東同志正確的東西是什么這方面。”1025日,他在同中央負責同志談話時強調:“對毛澤東同志的評價,對毛澤東思想的闡述,不是僅僅涉及毛澤東同志個人的問題,這同我們黨、我們國家的整個歷史是分不開的。要看到這個全局。這是我們從決議起草工作開始的時候就反復強調的。決議稿中闡述毛澤東思想的這一部分不能不要。這不只是個理論問題,尤其是個政治問題,是國際國內的很大的政治問題。如果不寫或寫不好這個部分,整個決議都不如不做。”他說:“不把毛澤東思想,即經過實踐檢驗證明是正確的、應該作為我們今后工作指南的東西,寫到決議里去,我們過去和今后進行的革命、建設的分量,它的歷史意義,都要削弱。不寫或不堅持毛澤東思想,我們要犯歷史性的大錯誤”。《決議》指出,毛澤東思想的活的靈魂,是貫串于毛澤東思想各個組成部分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它們有三個基本方面,即實事求是,群眾路線,獨立自主。那種“因為毛澤東同志晚年犯了錯誤,就企圖否認毛澤東思想的科學價值,否認毛澤東思想對我國革命和建設的指導作用,這種態度是完全錯誤的”。毛澤東思想是黨的寶貴的精神財富,將長期指導我們的行動。 

  堅持實事求是,統一全黨思想。在正確評價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問題上,鄧小平指出:“我們寫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要實事求是,要很好地總結‘左’的教訓”,“毛澤東同志的錯誤在于違反了他自己正確的東西”,“我們共產黨人是徹底的唯物主義者,只能實事求是地肯定應當肯定的東西,否定應當否定的東西。毛澤東同志在他的一生中,為我們的黨、國家和人民建立了不朽的功勛。他的功績是第一位的,他的錯誤是第二位的。因為他的功績而諱言他的錯誤,這不是唯物主義的態度。因為他的錯誤而否定他的功績,同樣不是唯物主義的態度”。他強調:“‘文化大革命’所以錯誤和失敗,正因為它完全違反了毛澤東思想的科學原理。經過長期實踐檢驗證明是正確的毛澤東思想的科學原理,不但在歷史上曾經引導我們取得勝利,而且在今后長期的斗爭中,仍將是我們的指導思想。對于黨的這樣一個重大原則表示任何懷疑和動搖,都是不正確的,都是同中國人民的根本利益相違背的。”鄧小平不僅贊成《決議》增加回顧新中國成立前28年的歷史寫建黨以來的歷史,為確立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提供全面的歷史根據,而且支持并指導《決議》補寫粉碎“四人幫”以后的歷史。他說:“這段勢必要寫。”正是在這一意見指導下,《決議》以“歷史的偉大轉折”為題作了增寫,寫出了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歷史轉折意義,以及毛澤東思想、黨的正確政策在新的條件下的恢復和發展。 

  以史為鑒、開辟未來。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黨領導人民逐步確立了一條適合我國國情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正確道路。鄧小平指導黨根據新中國成立以來正反兩方面的歷史經驗,從社會主要矛盾、國情實際、建設社會主義政治制度和精神文明、黨的建設等方面,系統闡述了這條道路的“主要點”,指出“這條道路還將在實踐中不斷充實和發展”。鄧小平指出,《決議》“真正是達到了我們原來的要求”,“今后作為一個共產黨員來說,要在這個統一的口徑下來講話”,“相信這個決議能夠經得住歷史考驗”。1981717日,鄧小平在《決議》通過不久,就思想戰線上的問題同中央宣傳部門負責同志談話時指出:“我們全黨、全軍和全國各族人民一定要在黨中央的堅強領導下,在黨的六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基礎上,團結一致,整齊步伐,努力工作,使我們的思想戰線、文藝戰線和其他戰線都不斷取得新的勝利”。 

  察往知來,開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鄧小平在黨的十二大開幕詞中指出:“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同我國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走自己的道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就是我們總結長期歷史經驗得出的基本結論。”黨領導人民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歷史發展表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指引中國繁榮發展的正確道路。 

  鄧小平理論深刻揭示社會主義本質,科學回答了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一系列基本問題。在鄧小平理論指導下,黨加強對宣傳思想文化工作的領導,一手抓物質文明,一手抓精神文明。 

  精神文明建設是推動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促進全面改革和實行對外開放的精神文明建設。鄧小平指出,思想戰線應當高舉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的旗幟,教育和引導人民正確地對待歷史,認識現實,堅信社會主義和黨的領導,鼓舞人民奮發努力,積極向上,真正做到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紀律。他強調,在工作重心轉到經濟建設以后,全黨要研究如何適應新的條件,加強黨的思想工作,防止埋頭經濟工作、忽視思想工作的傾向。思想戰線不能搞精神污染,對于造成思想混亂和精神污染的各種嚴重問題,必須采取堅決嚴肅認真的態度,而且要一抓到底。在鄧小平理論指導下,黨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加強對宣傳思想文化工作的領導,在建設社會主義物質文明的基礎上加強黨的思想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設,這是推動社會主義思想文化繁榮發展的必由之路。   

  [作者簡介]宋月紅,法學博士,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研究員,當代中國研究所。 

  *本文獲中國社會科學院學科建設“登峰戰略”資助計劃資助,編號DF2023YS03 

  本文發表在《當代中國史研究》2024年第4期,注釋從略,引用請參考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