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中國史研究學術史專題

　　［編者按］“加快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歸根結底是建構中國自主的知識體系”。學術史是學術研究的歷史，是對學術研究進展的及時反映，是中國自主知識體系的重要組成。《當代中國史研究》自創(chuàng)刊以來，秉持“研史通變，資政育人”的辦刊方針，密切關注當代中國史研究學術前沿，積極服務黨和國家工作大局，深入探討治國理政歷史規(guī)律，科學總結當代中國成功經(jīng)驗，先后共刊發(fā)各類學術文章3000余篇，及時反映了當代中國史學術研究的進展。為繼續(xù)推動當代中國史研究深入發(fā)展，繁榮我國哲學社會科學，本刊特開設當代中國史研究學術史專題，推出系列筆談文章。本期四篇學術史文章主題分別為當代中國外交史研究的進展與思考、交叉學科視野下當代中國外交史研究、近30年來國內(nèi)當代中俄關系史研究的回顧與思考、近30年來中國與南亞國家關系史研究三題。文章結合新時代新征程國史研究的新任務新要求，系統(tǒng)梳理了其研究進展及存在的問題，有助于準確把握相關領域發(fā)展現(xiàn)狀，明確今后努力方向，加速推進國史研究“三大體系”建設，加快建構中國自主的國史學科知識體系。

當代中國外交史研究的進展與思考

王巧榮

　　當代中國外交史研究主要涉及1949年以來中國外交方針、政策、思想及其實踐的歷史進程、發(fā)展變化與規(guī)律等。從嚴格意義上講，相關研究始于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以外交部組織編寫的《當代中國外交》（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年版）、謝益顯主編的《中國外交史：中華人民共和國時期（1949—1979）》（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為典型代表。這兩項成果的編委、作者大多是來自外交部、外交學院的專業(yè)人員，他們在史料占有和對重要問題的把握上有獨特優(yōu)勢，對當代中國外交史的研究別人無法替代、難以超越。這兩項成果開創(chuàng)了當代中國外交史研究的先河，初步奠定了當代中國外交史的知識基礎、研究框架及邏輯體系。在此基礎上，隨著國內(nèi)外相關研究資料的不斷豐富完善，研究隊伍的不斷擴大，當代中國外交史一些領域的研究一度出現(xiàn)蓬勃發(fā)展的局面。但由于起步較晚，當代中國外交史研究仍然存在基礎研究有待深化、研究領域不平衡、歷史闡釋不足等問題。當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中國與世界的關系發(fā)生深刻變化。系統(tǒng)梳理當代中國外交史研究的歷史進程，探究其發(fā)展變化的規(guī)律，分析其背后的原因，有利于為新時代中國特色大國外交提供歷史經(jīng)驗、歷史智慧。對此，筆者在回顧當代中國外交史研究總體概況、各領域具體進展的基礎上，分析了其存在的問題，提出了對未來發(fā)展方向的若干思考。　

總體研究概況

　　20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中國綜合國力不斷提升，中國與世界的關系更加密切，中國的外交政策及其實踐的內(nèi)涵越來越豐富，外交在維護和實現(xiàn)國家利益中的作用與影響越來越大。學界對當代中國外交史的研究也在逐步增強。

　　（一）通史性研究

　　通史性研究在當代中國外交史研究中發(fā)揮著開創(chuàng)性和基礎性作用。在前述兩項外交通史性研究成果的基礎上，20世紀90年代以來，國內(nèi)學界又出版了一系列通史性研究成果。例如，謝益顯主編的《中國外交史》出版了新的續(xù)編卷《中國外交史：中華人民共和國時期（1979—1994年）》（河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1994年、1998年、1999年，世界知識出版社先后出版了三卷本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史》，即由裴堅章主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史（1949—1956）》、王泰平主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史（1957—1969）》《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史（1970—1978）》。這些通史性研究成果主要采取編年體方式，分時段探討了當代中國外交的歷史進程。在新中國成立50周年之際，王泰平主編的《新中國外交50年》（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則采取專題方式，按區(qū)域國別、外交領域等研究了1949—1999年的外交歷程及其成就。與前文提到的《當代中國外交》一樣，這些通史性研究成果主要是中國外交系統(tǒng)的集體智慧結晶，對當代中國外交史研究發(fā)揮了重要的奠基作用。

　　在此基礎上，學界又接續(xù)推出了多項通史性研究成果。例如，作為六卷本“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研究叢書”的外交卷，王巧榮主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史（1949—2019）》（當代中國出版社2020年版）沿著新中國成立以來外交戰(zhàn)略、外交政策發(fā)展變化的進程，對新中國外交的發(fā)展史進行了粗線條階段性的劃分，并對每個階段的特征做了分析概括。與此同時，學界也對新時代以來的中國外交做了相應的探討。例如，王逸舟主編的《中國外交探新》（時事出版社2020年版），探討了新時代中國外交在全球公共產(chǎn)品供給、金磚合作和全球治理中的角色地位等領域所取得的進展。王巧榮主編的《新時代的中國外交》（當代中國出版社2022年版）則系統(tǒng)探討了新時代10年來中國外交所取得的輝煌成就。

　　與上述通史性研究成果一樣，各高等院校的相關教材也屬于通史性研究成果。據(jù)筆者初步統(tǒng)計，這類教材大約有10多種，其中有代表性的如下：謝益顯主編的《中國當代外交史（1949—2009）》（中國青年出版社2009年版）是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國家級規(guī)劃教材，是對其主編的《中國當代外交史（1949—1995）》（中國青年出版社1997年版）的豐富和完善。該研究成果是哲學社會科學“八五”國家重點規(guī)劃課題。該教材按照時段劃分，每一時段為一章，每章都有主題統(tǒng)領，通過主要歷史事件、歷史線索展現(xiàn)了當代中國外交的歷史脈絡和歷史進程。牛軍編著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外關系史概論（1949—2000）》（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是作者基于多年教學和研究體會而編撰的一部教材。該教材以中國對外政策為線索和依據(jù)，概括分析了1949—2000年中國對外關系的發(fā)展過程和主要特點。

　　通史性研究對當代中國外交史學科建設揮了一定的奠基和引領作用，但關于20世紀90年代以來，特別是進入21世紀以來的相關系統(tǒng)性研究有待進一步提升。

　　（二）當代中國外交理論與實踐研究

　　黨和國家領導人外交思想是當代中國外交理論與實踐研究的重要領域，涌現(xiàn)了大量研究成果。例如，裴堅章主編的《研究周恩來——外交思想與實踐》（世界知識出版社1989年版）、《毛澤東外交思想研究》（世界知識出版社1994年版）以及國際戰(zhàn)略研究基金會編的《環(huán)球同此涼熱——一代領袖們的國際戰(zhàn)略思想》（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三部論文集，開啟了當代中國外交思想史研究的先河，對此后該領域的研究發(fā)揮了重要推動作用。謝益顯的《當代中國外交思想史》（河南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是國內(nèi)較早貫通研究當代中國外交思想及其實踐的著作，其依據(jù)外交思想的階段性特點對1949—1995年的外交思想做了詳細探討。葉自成的《新中國外交思想：從毛澤東到鄧小平——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外交思想比較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則對上述三位黨和國家領導人的外交思想進行了比較研究。隨后，學界對黨和國家領導人的外交思想做了大量探討，成果卓著。

　　習近平外交思想是近年來學界探討的熱點議題，成果較多。以中國知網(wǎng)收錄的學術期刊論文檢索為例，其中，以“習近平外交思想”為題名的論文有250篇，以“人類命運共同體”為題名的論文有4992篇，以“一帶一路”為題名的論文有4.49萬余篇。這些論文對習近平外交思想做了深入研究，對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一帶一路”倡議及相關問題都做了很好的學理闡釋。

　　構建中國特色外交理論一直為學界所關切，近年來，這一領域取得了突破性進展。例如，楊潔勉先后出版了《中國共產(chǎn)黨和中國特色外交理論與實踐》（東方出版中心2011年版）、《中國外交理論和戰(zhàn)略的建設與創(chuàng)新舉措》（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版）、《中國外交理論和戰(zhàn)略的建設與創(chuàng)新》（世界知識出版社2019年版）三部著作，對中國特色外交理論體系基本內(nèi)涵做了相關探討。閻學通的《世界權力的轉(zhuǎn)移：政治領導與戰(zhàn)略競爭》（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道義現(xiàn)實主義與中國的崛起戰(zhàn)略》（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8年版）、《大國領導力》（中信出版社2020年版）三部著作，相對集中地提出了“道義現(xiàn)實主義理論”，并以此解釋了崛起國何以成功和霸權何以衰落的原因。王逸舟的《創(chuàng)造性介入：中國外交新取向》（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創(chuàng)造性介入：中國之全球角色的生成》（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創(chuàng)造性介入：中國外交的轉(zhuǎn)型》（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集中展示了“創(chuàng)造性介入理論”，并以此解釋了中國外交的轉(zhuǎn)型。作為當代中國外交思想通史的最新研究成果，王巧榮的《中國國際戰(zhàn)略思想發(fā)展史》（河北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則著重梳理了中國國際戰(zhàn)略思想的發(fā)展歷程，對國際戰(zhàn)略理論的中國實踐做了相關探討。

　　總體來看，學界關于黨和國家領導人外交思想、中國特色外交理論的研究成果豐碩，為進一步推進相關研究奠定了良好基礎，但當代中國外交史的核心概念、理論和邏輯體系的研究仍需進一步深化。

　　（三）外交決策研究

　　進入21世紀第二個10年后，隨著中國綜合國力、國際影響力的快速提升，外交對國際社會的影響越來越重要，中國的對外戰(zhàn)略引起國際社會廣泛關注。外交決策很快就成為新的學術熱點。例如，齊建華的《影響中國外交決策的五大因素》（中央編譯出版社2010年版），探討了國際環(huán)境、法律體系、意識形態(tài)、組織結構和傳媒與民意這五大因素對中國外交決策的影響，其中，對法律體系因素的分析是該成果的創(chuàng)新和亮點。李開盛的《理解中國外交（1949—2009）——民族復興進程中的國家身份探求》（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1年版），探討了新中國成立60年來對外交往中國家身份變遷及其對中國外交的影響，該書認為，在國家身份與利益的關系中，身份并不是一個終極變量，而是利益建構身份，身份決定行為。白云真的《當代中國外交變遷和轉(zhuǎn)型：國家與社會關系的視角》（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1年版），分析了新中國成立60年來外交的發(fā)展背景、歷程、意義及其經(jīng)驗。牛軍的《冷戰(zhàn)與新中國外交的緣起（1949—1955）》（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年版），以冷戰(zhàn)與新中國對外政策之間互動為基本框架，通過重點分析1949—1955年間的一系列重大事件，揭示了新中國對外政策的制定過程和動力。門洪華主編的《中國外交大布局》（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探討了中國外交哲學的歷史演進、外交決策機制的變遷、外交戰(zhàn)略及其歷史演變。宮力等的《新時期中國外交戰(zhàn)略》（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2014年版），從戰(zhàn)略突圍、戰(zhàn)略轉(zhuǎn)折、戰(zhàn)略方針、戰(zhàn)略新思維、戰(zhàn)略深化、戰(zhàn)略應對等方面，探討了改革開放后中國外交戰(zhàn)略的調(diào)整和創(chuàng)新發(fā)展。

　　總體而言，學界對中國外交決策的研究主要是著眼于政策研究，貫通性的歷史研究成果還非常有限，這是今后值得進一步關注的地方。

各領域研究進展

　　通常情況下，專著類研究成果在相當程度上是一個特定領域研究狀況的重要體現(xiàn)，筆者在查閱中國知網(wǎng)有關當代中國外交史各研究領域的學術論文時對此深有體會。中國知網(wǎng)所收錄的學術論文最終也多以專著形式呈現(xiàn)，因此，本文主要梳理了相關研究領域的專著類成果，主要如下：

　　（一）大國外交史研究

　　大國外交一直是當代中國外交史研究的重要領域。在大國外交研究中，中國對俄（蘇）、對美、對日關系史研究成果豐碩，對歐交往的研究相對薄弱。

　　1.中俄（蘇）關系史研究

　　新中國成立后，蘇聯(lián)是第一個與中國建立正式外交關系的國家，中蘇關系對新中國的對外關系有著重要影響。蘇聯(lián)解體后，俄羅斯作為蘇聯(lián)的繼承國，在與中國關系方面，順利實現(xiàn)了由中蘇關系向中俄關系的過渡，中俄關系進入一個新時期。借著20世紀90年代蘇聯(lián)檔案大規(guī)模解密的東風，中蘇關系史研究一度有一個大發(fā)展。例如，孔寒冰的《中蘇關系及其對中國社會發(fā)展的影響》（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2004年版）、李華的《北京與莫斯科：結盟·對抗·合作》（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等通史性研究成果，為中俄（蘇）關系史研究奠定了良好基礎。與此同時，隨著大量有關中蘇關系史的俄文檔案解密，中蘇關系史研究中特別是中蘇結盟、大論戰(zhàn)、科技合作等問題得到了持續(xù)深化。例如，何明等的《中蘇關系重大事件述實》（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王奇的《中蘇同盟啟示錄》（清華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等，探討了中蘇關系中的重大歷史事件及其對中蘇關系的影響。蒲國良的《中蘇大論戰(zhàn)的起源》（當代世界出版社2003年版）、李明斌的《中蘇大論戰(zhàn)及其經(jīng)驗教訓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年版）探討了中蘇大論戰(zhàn)的起源、過程及其經(jīng)驗教訓。這些研究成果基本上對中蘇關系的演變歷程做了系統(tǒng)梳理。

　　冷戰(zhàn)結束以來，中俄經(jīng)貿(mào)關系中的一些重點領域和突出特點引起學者關注，產(chǎn)生了一些成果。例如，鄭羽等的《俄羅斯能源外交與中俄油氣合作》（世界知識出版社2003年版）、王殿華的《互利共贏的中俄經(jīng)貿(mào)合作關系》（科學出版社2011年版）、陸南泉的《中俄經(jīng)貿(mào)關系現(xiàn)狀與前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1年版）等，對中俄兩國經(jīng)貿(mào)合作進程、成就及存在的問題等做了系統(tǒng)探討。

　　總體來看，中俄（蘇）關系史研究在史料、方法和觀點等方面不斷推進，其研究領域也得到不斷拓展和深化，一度呈現(xiàn)良好的發(fā)展勢頭。但遺憾的是，近年來該研究領域進展緩慢，多以對策研究為主，鮮有高質(zhì)量的研究成果問世，學理性研究有待進一步提升。

　　2.中美關系史研究

　　中美關系史是當代中國外交史研究中一個比較成熟的領域，學界對此予以高度關注，成果顯著。例如，陶文釗的《中美關系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熊志勇的《中美關系60年》（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等通史性研究成果，對推動中美關系史研究發(fā)揮了重要作用。與此同時，更多研究成果則分時段探討了不同時期的中美關系史。例如，戴超武的《敵對與危機的年代——1954—1958年中美關系》（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張麗的《新中國建立初期的中美關系（1949—1953）》（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在扎實的史料基礎上對20世紀50年代的中美關系做了系統(tǒng)探討；楚樹龍的《冷戰(zhàn)后中美關系的走向》（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年版）則利用公開文獻資料研究了冷戰(zhàn)后前10年的中美關系史。

　　隨著中美雙方特別是美國相關檔案資料的開放，以及重要文獻資料、口述史料的出版，中美關系發(fā)展進程中的重大歷史事件如兩國關系正常化問題等得到了深入研究。以中美關系正常化問題的研究為例，宮力的《跨越鴻溝——1969—1979年中美關系的演變》（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姜長斌等的《1955—1971年的中美關系——緩和之前：冷戰(zhàn)沖突與克制的再探討》（世界知識出版社1998年版）、《從對峙走向緩和：冷戰(zhàn)時期中美關系再探討》（世界知識出版社2000年版）等著作，是國內(nèi)該領域的開創(chuàng)性研究成果。在此基礎上，該領域研究接續(xù)推進，先后推出了一批研究成果，如張曙的《接觸外交：尼克松政府與解凍中美關系》（世界知識出版社2009年版）、王成至的《跨越雷區(qū)的握手：1969—1972年中美緩和進程研究》（上海三聯(lián)書店2010年版）、張靜的《解密中美秘密外交（1969—1972）》（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閆曉萍的《中美關系正常化與臺灣問題》（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7年版）等。

　　作為當今世界最復雜、最有影響的一對雙邊關系，中美關系超越雙邊關系，對多邊及其他相關方有著深刻的影響，也深受其他方不同程度的影響，學界對此多有探討。例如，李鐵城等的《聯(lián)合國框架下的中美關系》（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王巧榮的《APEC與中美關系》（河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分別探討了中美在聯(lián)合國、亞太經(jīng)合組織（APEC）中的互動關系。此外，學界還對中美日、中美印等三邊關系展開了研究。

　　總體來看，中美關系史研究的一個主要特點是，美國對華政策決策的史料豐富，研究成果相對豐碩，其研究視角、方法也更多元；中國對美政策史研究則偏宏觀，微觀研究相對較為薄弱。

　　3.中日關系史研究

　　對日外交既是中國大國外交的重要內(nèi)容，同時也是中國周邊外交的重要組成，因此學界對中日關系史研究頗為深入。例如，楊正光主編的《當代中日關系四十年（1949—1989）》（時事出版社1993年版）、田桓主編的《戰(zhàn)后中日關系史（1945—1995）》（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年版）、劉建平的《戰(zhàn)后中日關系：“不正常”歷史的過程與結構》（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年版）等，都是中日關系的通史性研究成果。

　　與中美關系正常化問題一樣，中日關系正常化也是中日關系史研究的重要內(nèi)容，產(chǎn)生了一系列研究成果。例如，羅平漢的《中國對日政策與中日邦交正常化：1949—1972年中國對日政策研究》（時事出版社2000年版）、劉宏的《中日建交再研究：以日本田中政權對華建交決策為中心》（復旦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胡鳴的《中日邦交正常化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5年版）等，均是其中的重要代表，對該問題有著系統(tǒng)深入研究。

　　中國對日外交方針政策對中日關系的發(fā)展發(fā)揮著重要影響，學界對此給予了高度關注。例如，史桂芳的《中國的對日戰(zhàn)略與中日關系研究（1949—）》（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4年版）、劉世龍的《新中國對日政策（1949—1972）》（世界知識出版社2020年版）等，探討了中國對日政策及其對中日關系的影響。

　　改革開放以來，中日經(jīng)貿(mào)合作是兩國關系不斷走向深入的重要推動力，學界對此做了較為系統(tǒng)的研究。例如，王新奎等主編的《中國對外開放與中日經(jīng)濟關系》（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林曉光的《日本政府開發(fā)援助與中日關系》（世界知識出版社2003年版）、程永明等的《中日經(jīng)貿(mào)關系六十年》（天津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6年版）等，均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民間交流是維系中日關系的重要紐帶，學界對此有一定關注，其代表性研究成果包括李恩民的《中日民間經(jīng)濟外交（1945—1972）》（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孔繁豐等的《周恩來、池田大作與中日友好》（中央文獻出版社2006年版）等。

　　總體來看，在中日關系史領域，中日關系正常化問題、民間外交等的研究相對比較深入，其他領域特別是建交以來中日關系史的研究仍以宏觀、政策研究為主。

　　4.中歐關系史研究

　　在中國大國外交史研究中，中歐關系史研究是相對比較薄弱的領域。關于中國同歐洲層面關系的研究，目前主要集中在國際政治、國際關系領域，史學研究成果相對較少。近年來，學者已注意到這一問題，并開始從基礎做起，例如，錢小平的《中歐關系70年大事記》（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20年版），為中歐關系史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截至目前，關于中歐關系史研究中，主要集中在中國對英、法、德等西歐大國的關系研究。英國是西方國家中較早與新中國建立代辦級外交關系的國家，同時，英國憑借其“三環(huán)外交”，特別是與美國的“特殊關系”，成為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后冷戰(zhàn)格局中一支重要的戰(zhàn)略力量，中國政府一直重視對英外交，再加上香港問題一直是中英關系中的一個重要議題，因此，學界對中英關系史的研究相對中國對其他歐洲大國外交的研究較為深入。其中，專著類成果主要有薩本仁等的《20世紀的中英關系》（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王紅續(xù)的《七十年代以來的中英關系》（黑龍江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和高望來的《大國談判謀略：中英香港談判內(nèi)幕》（時事出版社2012年版）等。法國是第一個同新中國正式建交的西方大國。中法關系是中歐關系史研究中關注度比較高的一個領域，除一系列學術論文外，還有大量資料集、專著等公開出版。例如，劉海星等主編的《中法建交四十年重要文獻匯編》（世界知識出版社2004年版）、姚百慧編的《中法建交多國檔案選編》（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6年版）等，都是中法關系史研究的重要資料集，推動了對相關問題的研究。相對而言，關于中德關系史研究起步較晚，發(fā)展速度較緩，其代表成果有顧俊禮主編的《中德建交40周年回顧與展望》（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年版）等。

　　總體來看，中英、中法等關系在中歐關系史研究中逐步走向深入，而如中國同其他歐洲國家的關系史、中國同歐盟關系史等領域的研究尚較為薄弱。

　　此外，需要指出的是，中國同一些與歐洲有密切關系的國家如加拿大、澳大利亞等國的關系史研究得到學界關注，也有研究成果問世。例如，潘興明的《20世紀中加關系》（學林出版社2007年版）、侯敏躍的《中國現(xiàn)代化進程與中澳關系》（上海譯文出版社2005年版）等均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但此類研究缺乏連續(xù)性。

　　（二）周邊外交史研究

　　相較于大國外交史的研究，中國周邊外交史的研究起步相對較晚，但進入新時代以來特別是近年來發(fā)展迅速。這既得益于周邊外交在中國外交總體布局中的重要性有所提升，也得益于中國及周邊一些國家外交檔案的解密，一些關于中國周邊外交史和周邊、雙邊外交史的研究成果陸續(xù)問世。

　　關于中國周邊外交史的研究成果主要有唐希中等的《中國與周邊國家關系（1949—2002）》（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版）、程瑞聲的《睦鄰外交四十年》（四川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石源華的《新中國周邊外交史研究（1949—2019）》（世界知識出版社2019年版）等。這些研究成果基本上搭建起中國周邊外交史研究的理論框架，為后續(xù)相關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礎。

　　中國同東南亞國家關系史研究是當代中國周邊外交史研究中成果較多的一個領域，相關研究成果主要有郭明主編的《中越關系演變四十年》（廣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曲愛國等編的《援越抗美——中國支援部隊在越南》（軍事科學版社1995年版）、林錫星的《中緬友好關系研究》（暨南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劉少華的《中國與東盟國家關系》（湖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王光厚的《冷戰(zhàn)后中國東盟戰(zhàn)略關系研究》（吉林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葛紅亮的《新變局：演進中的東南亞與中國東盟關系》（中國發(fā)展出版社2017年版）等。這些研究成果從不同層面或不同時段對中國同東南亞一些國家的雙邊關系、中國—東盟及其成員國關系展開了研究。

　　中國同南亞國家關系的研究在不斷深化。中印關系是當代中國周邊外交史研究中一個相對深入系統(tǒng)的領域，研究成果主要有張敏秋主編的《中印關系研究（1947—2003）》（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隨新民的《中印關系研究：社會認知視角》（世界知識出版社2007年版）、衛(wèi)靈的《冷戰(zhàn)后中印關系研究》（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楊思靈等的《中國周邊視角下的中印關系研究》（中國書籍出版社2014年版）、邱美榮的《1959—1962的中印關系：國際危機管理的研究視角》（同濟大學出版社年2014年版）、陳宗海等的《當代中印關系的歷史與未來》（世界知識出版社2020年版）等，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對中印關系的發(fā)展歷程、重要歷史時段及重大事件開展了相關研究。韓曉青的《新中國睦鄰外交的典范：中巴關系研究（1951—1965）》（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張安的《睦鄰外交視域下的中國與阿富汗關系研究（1949—1979）》（世界知識出版社2020年版），是關于中巴、中阿關系研究的開創(chuàng)性成果。前者運用多方檔案史料，探討了這一時段中巴關系發(fā)展的歷史進程及其特征，后者則主要運用中方檔案史料梳理了這一時段中阿關系歷史進程。

　　中國同東亞其他周邊國家關系的研究成果主要有劉金質(zhì)的《當代中韓關系》（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版）、魏志江的《“冷戰(zhàn)”后中韓關系研究》（中山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楊昭全等的《當代中朝中韓關系史》(吉林文史出版社2013年版）和畢奧南主編的《中蒙國家關系歷史編年（1949—2009）》（黑龍江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等。這些成果極大地拓展了中國周邊外交史的研究領域和議題。

　　邊界和海洋問題是中國周邊外交史研究中的熱點問題。該領域的研究成果主要有聶宏毅的《鼎定國疆：新中國成立60年中國邊界問題研究》（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齊鵬飛的《大國疆域：當代中國陸地邊界問題述論》（中共黨史出版社2013年版）、吳士存的《南沙爭端的由來與發(fā)展：南海紛爭史國別研究》（中華書局2022年版）等。

　　總體來看，在中國周邊外交史研究成果中，邊界和海洋問題研究相對系統(tǒng)深入，中越、中印關系的研究在逐步深化，而其他領域的研究則有待進一步拓展。

　　（三）與發(fā)展中國家外交史研究

　　同發(fā)展中國家交往是中國外交的重要基礎。新中國成立70多年來，中國政府一直重視開展與發(fā)展中國家的友好合作關系。對發(fā)展中國家外交也是中國外交史研究的一個重要領域。由于發(fā)展中國家數(shù)量眾多，學界在研究中國對發(fā)展中國家外交時，通常是從區(qū)域外交視角展開，從國別外交視角研究要相對少一些。這大概有兩個方面的原因，一是史料獲取難，二是語言方面的障礙。相較大國外交史、周邊外交史等領域的研究，中國對發(fā)展中國家外交史的研究相對薄弱。據(jù)筆者觀察，截至目前，學界關于中國對發(fā)展中國家外交史的研究以紀念性成果居多，為數(shù)不多的專題研究則主要集中在中國對非洲國家外交史，其中典型代表包括張哲的《中非經(jīng)貿(mào)關系發(fā)展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趙長峰的《國際視角下的中非合作研究》（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羅建波的《中非關系與中國的大國責任》（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6年版）、劉鴻武等的《新時期中非合作關系研究》（經(jīng)濟科學出版社2016年版）等。其他領域的研究不僅公開發(fā)表的學術論文有限，研究專著更是空白。

　　（四）多邊外交史研究

　　1971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恢復在聯(lián)合國合法席位后，在一段時間內(nèi)，參與國際多邊活動相對謹慎。自20世紀末特別是進入新世紀以來，中國積極參與國際多邊活動，不但更加建設性地參與世界性、地區(qū)性的國際多邊組織活動，而且還發(fā)起創(chuàng)立了一系列多邊合作機制，學界主要從以下三方面展開了相關研究：

　　關于中國在聯(lián)合國的外交研究 其中的典型代表成果包括王杏芳主編的《中國與聯(lián)合國——紀念聯(lián)合國成立五十周年》（世界知識出版社1995年版）、田進等的《中國在聯(lián)合國：共同締造更美好的世界》（世界知識出版社1999年版）、趙磊的《建構和平：中國對聯(lián)合國外交行為的演進》（九州出版社2007年版）、謝喆平的《全球治理中的中國與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商務印書館2021年版）、張貴洪等的《中國參與聯(lián)合國維和行動研究》（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4年版）等。

　　關于中國與上海合作組織的研究  上海合作組織是中國參與組建并在其中發(fā)揮主要推動作用的國際組織，學界對此進行了深入研究。其中的代表成果包括王海運的《上海合作組織與中國》（上海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曾向紅的《上海合作組織實踐與理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21年版）、李進峰的《上海合作組織20年：成就、挑戰(zhàn)與前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1年版）等。

　　關于多邊外交的總體性研究  其中的研究專著僅有王逸舟主編的《磨合中的建構——中國與國際組織關系的多視角透視》（中國發(fā)展出版社2003年版）、鄭啟榮等主編的《中國多邊外交》（世界知識出版社2012年版）、胡宗山等的《中國參與國際體系變革進程研究》（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2018年版）等。

　　總體來看，學界已經(jīng)關注到中國多邊外交史研究中的重點、熱點問題，不過，除了關于在聯(lián)合國的相關外交活動研究較深入外，其他領域的學理性研究仍有待進一步加強，如中國與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貿(mào)易組織等國際組織的關系，與不結盟運動、七十七國集團等發(fā)展中國家所共同建立的國際組織的關系，等等，都是需要深化和拓展的研究領域。

　　由此可見，經(jīng)過數(shù)十年的發(fā)展，當代中國外交史研究取得了顯著進展，其中一些成果更是站在較高層次對當代中國與世界的關系做出了新的解釋和理論思考，為拓展和深化當代中國外交史研究做出了積極貢獻。

若干總結與思考

　　當代中國外交史研究除在上述各領域取得重大進展外，還在史料、研究方法及視野等方面也取得一些新進展，為推動當代中國外交史“三大體系”建設發(fā)揮了重要作用。但與此同時，當代中國外交史研究也存在一些亟待解決、值得思考的問題。

　　（一）史料、研究方法及視野等取得新進展

　　1.檔案等文獻資料不斷豐富

　　歷史研究離不開史料，當代中國外交史研究概莫能外。在當代中國外交史領域，其新開辟的資料大致包括以下幾類：

　　一是相關人物的資料。這其中既包括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不斷整理并公開出版的有關黨和國家領導人的重要文獻、文集、文稿、年譜、文選等，也包括一些親歷外事活動的人物回憶錄等資料，如黃華、錢其琛、唐家璇、戴秉國、閻明復、師哲、吳冷西、熊向暉等都出版了自己的回憶錄。這些資料為開展當代中國外交思想史、外交方針政策研究提供了重要依據(jù)。

　　二是官方解密的檔案及其他相關資料。一方面是來自中國外交部等解密的檔案資料。2004年、2006年、2008年，中國外交部曾三次解密和開放檔案，先后開放1949—1955年間檔案近1萬件，開放比例為30%；開放1956—1960年間檔案共2.5萬余件，開放比例為60%；開放1961—1965年間的檔案共4.1萬余件，開放比例為70%。這三批檔案資料的開放，極大地促進了學界對當代中國外交重大決策、重要歷史事件等的研究。與此同時，外交部還陸續(xù)選編并出版了相關檔案文獻資料。例如，世界知識出版社在1990—1999年陸續(xù)出版了6輯《新中國外交風云》，為推進相關研究提供了史料參考。此外，一些地方檔案館如北京、上海等地的檔案館也開放了部分外事活動的檔案資料，促進了學界對相關問題的探討。另一方面，美國、英國、法國、德國、俄羅斯等國家也相繼解密并開放了大量有關當代中國的檔案文獻，為研究中國與相關國家的交往歷程提供了豐富的一手史料，極大地推動了當代中國外交史研究的深入。

　　三是電子數(shù)據(jù)庫資料。隨著信息化、數(shù)字化快速發(fā)展，國內(nèi)外建成一系列重要文獻數(shù)據(jù)庫，不僅豐富了相關研究史料，也極大便利了研究活動的開展。如Proquest平臺的Digital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DNSA）數(shù)據(jù)庫提供了來源于美國國家保密檔案館（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的原始文件的訪問路徑。該數(shù)據(jù)庫收錄了從1945年開始的美國對其他國家外交、軍事政策等大量珍貴的第一手資料。該平臺的英國海外政策文件（Documents on British Policy Overseas）數(shù)據(jù)庫收錄5萬多份英國政府關于國際關系的文件，包含外國政策指導、信件和備忘錄、商業(yè)報告等。這些原始資料來自Foreign and Commonwealth Office（FCO）。Gale旗下的U.S.Declassified Documents On line數(shù)據(jù)庫收錄約10萬份、超70萬頁的美國政府解密檔案資料，一些內(nèi)容涉及軍事、政治、外交決策及對外關系等，其中有不少涉及當代中國外交問題。

　　在新的檔案文獻史料支持下，相關領域研究不斷有高質(zhì)量成果問世，當代中國外交史研究得以不斷深化和拓展。

　　2.研究方法及視野日益多元化

　　當代中國外交史研究具有極強的跨學科特性，強調(diào)對多元研究方法及視野的運用。例如，進入21世紀后，國內(nèi)國際關系學界開始引入跨國史研究方法，強調(diào)超越民族國家的視野來開展相關研究。一些研究將這一方法運用到具體研究中，極大地拓展了當代中國外交史研究的邊界，如對體育、展覽會等問題的研究。與此同時，也有學者將冷戰(zhàn)史視角引入當代中國外交史研究，取得了顯著成就。還有學者開始探索用道義現(xiàn)實主義理論研究中國的外交戰(zhàn)政策及其制定。

　　基于多元的研究方法及視野，當代中國外交史的研究領域得以不斷拓展。例如，進入21世紀第二個10年來，軍事外交、公共外交等領域的研究取得一定進展，其中的相關著作主要有張芳的《當代中國軍事外交：歷史與現(xiàn)實》（時事出版社2014年版）、杜農(nóng)一等的《新中國軍事外交與國際維和研究》（國防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周麗娟的《對外文化交流與新中國外交》（文化藝術出版社2010年版）、姚遙的《新時代中國公共外交與民間外交：理論與實踐》（世界知識出版社2019年版）等。但同時也應該注意，鑒于中國外交工作的特殊性，一些領域的涉外活動只是中國外交的一種方式，發(fā)揮的作用有限，研究中應避免出現(xiàn)脫離實際的拔高現(xiàn)象。

　　（二）存在問題與未來發(fā)展方向

　　1.基礎研究有待進一步深化

　　基礎研究不僅是理論探索，更是為應用研究與對策研究奠定基石。當代中國外交史基礎研究的核心就是對當代中國外交史研究中的基本問題，諸如研究對象、范疇體系與研究方法等進行深入探討和思考。其中，通史性研究對于深化該學科的基礎研究具有重要意義，但現(xiàn)有的研究成果，要么過于簡約，無法體現(xiàn)當代中國外交史的豐富內(nèi)涵；要么時間下限過早，無法涵蓋當代中國外交史的知識體系，也無法體現(xiàn)關于當代中國外交史研究的新史料和新成果。因此，我們應該充分利用現(xiàn)有當代中國外交史的各種檔案文獻資料，借鑒有關當代中國外交史的各類研究成果，全面深入系統(tǒng)地開展當代中國外交史研究，編研撰寫內(nèi)容全面、體系完備、質(zhì)量上乘的當代中國外交史通史性研究成果，進一步加強新時代當代中國外交史的“三大體系”建設。

　　與此同時，在通史性研究中，當代中國外交史中的一些重大理論問題需要進一步厘清。例如，分期問題在當代中國外交通史性研究中存在較大爭議和分歧，尤其是關于同一歷史時段中具體分期問題更是如此。分期是當代中國外交史研究中的基礎理論問題，厘清該問題有助于更好理解當代中國外交史的發(fā)展趨勢和規(guī)律。歷史分期不同的主要原因是研究者所采用的分期依據(jù)、標準不同，而歷史分期的依據(jù)、標準通常又與研究者對研究的主題主線、主流本質(zhì)的理解有直接關系。當代中國外交史研究中所存在的關于分期問題的分歧，某種程度上就是由于研究者對當代中國外交史的主題主線、主流本質(zhì)的認識存在分歧。這些問題需要大家在建立當代中國外交史研究框架體系時加以認真討論。再如，當代中國外交史研究中的核心概念“外交”“對外政策”“對外關系”等內(nèi)涵、外延問題及其學科意義，也是當代中國外交史研究中需要厘清的基本范疇問題。有學者對此已經(jīng)關注多年，并嘗試系統(tǒng)探討這一問題。此外，當代中國外交史研究中的基本范疇，如國家利益、國家權力、國際秩序、國家身份等也是需要進一步界定和深化的問題。

　　2.研究領域不平衡

　　當代中國外交史研究領域不平衡是一個持續(xù)多年的問題。從關于中國外交總體布局研究來看，大國外交史、黨和國家領導人外交思想及其實踐等，一直是當代中國外交史研究中關注較多的領域，成果豐碩，研究也比較深入。以大國外交史研究為例，學界之所以高度重視這一問題，既與大國外交在中國外交工作總體布局中具有重要地位有直接關系，同時也與一些大國對相關檔案文獻的解密和開放比較規(guī)范，信息化、數(shù)字化程度高等有重要關系。需要指出的是，如前所述，研究領域不平衡問題在大國外交史領域內(nèi)部也存在，在多邊外交史等領域更是廣泛存在。與此同時，當代中國外交史研究還需要緊密配合黨和國家工作大局，為中國外交工作總體布局提供學術智慧。例如，隨著共建“一帶一路”的不斷拓展和深化，加強對中國與沿線國家特別是支點國家關系史的系統(tǒng)研究勢在必行。

　　從問題導向來看，政治、戰(zhàn)略、安全等議題在當代中國外交史研究中十分重要，因此廣受關注，但同時又存在不平衡的情況，其中政治、戰(zhàn)略這兩個議題的研究比較深入，安全議題的研究則呈現(xiàn)波動狀態(tài)。例如，某一安全議題只有成為地區(qū)甚至全球廣泛關注的熱點問題時，學者才會跟蹤研究，之后又會趨于沉寂。因此，當代中國外交史中一些重大安全議題的研究，除了研究該議題的專門機構在持續(xù)跟蹤研究外，大多數(shù)只是跟風研究，且以對策研究為主，基礎研究相對較少。這也是當代中國外交史研究中一些重大安全問題研究發(fā)展緩慢的原因之一。此外，對外經(jīng)濟關系是新中國成立后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對外關系的重要內(nèi)容，但對此的研究還有待進一步加強。

　　3.歷史解釋不足

　　歷史研究的意義不僅在于厘清歷史事件的來龍去脈，還原歷史真相，更要探究不同歷史現(xiàn)象之間的聯(lián)系，探究歷史現(xiàn)象及其背后的深層動力，進而探索歷史發(fā)展演變的規(guī)律。外交史研究作為歷史學的一個分支，無疑也應遵循歷史研究的基本方法和原則。目前，當代中國外交史研究成果多以歷史敘述為主，即通過對史料的梳理和解讀，把歷史事實和歷史過程描述清楚，缺乏對歷史現(xiàn)象背后深層邏輯的探究，難以提出有洞見的歷史解釋。

　　歷史解釋不足與當代中國外交史研究者理論素養(yǎng)有關。外交史研究不同于一般的史學研究，其理論性更強。總體來看，外交史研究的對象包括外交、對外政策及對外關系，大抵分屬于外交學、國際政治學及國際關系學的研究范疇，每一學科又都有其學科理論。只有熟練把握學科相關領域的基本理論知識，才能進一步強化外交史研究的解釋力。因此，當代中國外交史研究需要借鑒包括國際關系學、國際政治學和外交學在內(nèi)的相關理論、概念、范疇。近年來，有學者從現(xiàn)實主義、建構主義等國際關系理論的角度研究了當代中國的外交戰(zhàn)略、外交決策、外交理念等問題，也有學者運用博弈論、霸權穩(wěn)定理論、威懾理論以及危機管理理論等研究了當代中國外交面臨的大國競爭等問題，但多數(shù)學者還是處于“就事論事”狀態(tài)。當代中國外交史研究要強化解釋力度，就需要在扎實的史學基礎上，提升國際政治、國際關系等學科的理論素養(yǎng)，這也是從事該領域研究的重要基礎。

　　4.研究“碎片化”

　　史學研究的“碎片化”現(xiàn)象多年來一直遭到詬病，學界對此多有探討。由于研究者的時間、精力有限，不可能對歷史上發(fā)生的所有事情都開展研究，因此，研究者通常會對自己認為最有價值的事件、時段進行研究，通過由小及大、以小見大的方式，逐步呈現(xiàn)整體歷史圖景。筆者以為，這就是歷史研究中的“碎片”研究。但需要注意的是，“碎片”研究應屬于微觀研究，而不是研究的“碎片化”。換言之，“碎片”研究是有價值的，研究“碎片化”是無意義的，因為“碎片化”預示著研究瑣碎、缺乏宏大視野的觀照和深層意義的闡釋。近年來，當代中國外交史研究中社會、文化領域、地方涉外問題等研究不斷拓展，對推動該學科發(fā)展發(fā)揮了積極作用，但這些領域的研究同時存在較為嚴重的“碎片化”現(xiàn)象。例如，當某一知名刊物發(fā)表某一主題文章后，一些學者特別是年輕學者就跟風研究，有人研究北京的，就有人研究上海和其他某地的，這類文章雖然也有所謂“新”史料如地方檔案等點綴，但就議題本身而言，實難有本質(zhì)上的突破，低水平重復研究較為嚴重，值得警醒。

　　當代中國外交史研究之所以存在“碎片化”現(xiàn)象，且有愈演愈烈之勢，既與外交史研究者為規(guī)避學術生涯成長中遇到的一些制約因素而采取的權宜做法有關，又與其對新興史學研究方法理解有誤相關。從普遍意義上講，當代中國外交的決策及其實踐雖然與其他國家外交特別是大國外交的決策及實踐有相同的地方，但更有其獨特之處。在“外交無小事”理念的主導下，當代中國外交決策及其實踐與社會、文化、地方層面等涉外活動都是在中央的集中統(tǒng)一領導下進行的。從某種意義上講，這些活動的政治意義遠大于外交影響。因此，近年來越來越細小、瑣碎的研究，除對于一些年輕學者學術訓練有一定的意義外，對當代外交史研究本身的推動意義并不大。

　　5.史料整理利用有待進一步加強

　　歷史研究強調(diào)孤證不立。而當代中國外交史研究中的史料利用主要問題就是史料多元化不足。在當代中國外交史研究中，史料不足是一普遍問題。研究者通常將自己想方設法收集到的檔案資料視為珍寶，據(jù)此構建自己的研究框架，并在研究中最大化展示這些新得到的史料，以最快的時間把它轉(zhuǎn)換為學術成果，但往往又會存在缺少多元史料比照和相互印證的問題。這一現(xiàn)象近年來已引起學界關注，盡管不少學者都在強調(diào)當代中國外交史研究要注意史料的多元化問題，但真正改善尚需時日。

　　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史料就是史學研究的“食材”，史料收集整理工作跟不上，當代中國外交史研究就很難有大的進展。多年來，當代中國外交史史料不斷豐富，但仍存在諸多不足。與政治史、經(jīng)濟史、社會史等學科的史料建設工作不同，外交史研究不僅需要收集國內(nèi)各類相關檔案文獻資料，還需要收集國際上與當代中國外交相關的各類檔案文獻資料，工程浩大，很難畢其功于一役。因此，當代中國外交史的史料收集整理需要逐步推進。目前，當代中國外交史領域中一些專題性史料的收集整理利用成效顯著，但關于國家總體外交的史料收集整理利用相對滯后，這應該是下一步工作的著力點。

　　綜上所述，當代中國外交史研究在一些領域特別是總體外交史、大國外交史和周邊外交史等領域的研究取得了顯著進展，一些引領學科發(fā)展的開創(chuàng)性、創(chuàng)新性研究成果時有產(chǎn)生，推動了相關領域研究不斷深化和拓展，也促進了當代中國外交史“三大體系”建設。與此同時，我們也應看到，當代中國外交史研究還存在基礎研究有待深化、研究領域不平衡、學理性研究偏弱、研究“碎片化”等問題。當代中國外交史研究應在繼續(xù)深化和拓展已有研究的基礎上，加強當代中國外交史中的基礎研究，尤其是對核心概念、學術框架體系和邏輯體系的研究，不斷豐富和發(fā)展各研究領域，推動當代中國外交史研究行穩(wěn)致遠，為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yè)貢獻當代中國外交史研究的學術智慧。

　　*本文為國家社會科學基金一般項目“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共國際戰(zhàn)略思想與實踐研究”（21BDJ019）的階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簡介］王巧榮，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教授、當代中國研究所研究員。

　　本文發(fā)表在《當代中國史研究》2024年第5期，注釋從略，引用請參考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