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是新中國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歷史事件。學界對這場大討論給予了高度關注，在討論分期、過程、人物與評價等方面形成了豐富的研究成果，既比較系統地描述了大討論的始末緣由，總結了大討論的重要意義與深刻啟示，又為今后研究奠定了良好基礎。從整體上看，已有研究呈現“頭重腳輕，始詳末略”；“強干弱枝，央地不均”；“親歷者說得多，局外人講得少”等特點。今后，一方面要深掘歷史，加強對大討論后半程的研究，不斷拓展研究視野，引入政治學、新聞傳播學等學科視角，深化對大討論的立體認識；另一方面要超越討論本身，深入研究大討論成因所折射出的重大理論問題。

　　［關鍵詞］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理論工作務虛會；補課

　　肇始于1978年的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以下簡稱大討論）成為改革開放的思想先導，對當代中國發展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成為研究改革開放繞不開的重要話題。學界對這場大討論展開了深入研究，并隨著認識的不斷深化與史料的不斷挖掘，形成了豐富的研究成果，為我們認識這一事件提供了多元視角與歷史基礎。本文將這場大討論作為特定歷史事件，在詳細梳理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擇要回顧，總結研究特點并提出展望。

一、關于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的過程研究

　　早在1988年大討論10周年之際，便有學者對大討論始末緣由進行了考察，內容涉及討論背景、《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以下簡稱《實踐》）一文的發表、地方負責人表態以及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的高度肯定等。這是國內最早對大討論的整體研究，“始”的部分論述較為詳細，但該研究將討論的“末”定格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是不準確的，因為會后討論仍在繼續。1999年《光明日報》創刊50周年，該成果又以《走進新時代的序曲——真理標準討論紀概》為題被收錄于《光明日報與真理標準討論》一書中。題目較之前有所改進，但“紀概”仍無法將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后的內容涵蓋在內。

　　在大討論20周年前夕，沈寶祥所著《真理標準問題討論始末》一書出版，填補了對該問題系統研究的空白，是目前對這場大討論最為系統翔實的研究成果。沈寶祥是這場大討論的參與者和見證者，該書研究時段涵蓋從“兩個凡是”的提出到黨的第二個歷史決議通過，對《理論動態》刊物、理論工作務虛會、討論補課以及理論界新聞界和黨校系統在討論中的作用等方面做出了開創性研究，還提供了很多有價值的史料以及文獻索引，為后續研究提供了堅實基礎。此后，《真理標準問題討論始末》一書多次再版，最新版本（2015年版）將之前版本“大討論的結尾”一節擴展為“真理標準問題討論的深入和發展”一章，并加寫“結束語”，使內容更加豐滿。在大討論20周年時還有個別專著出版，書中對討論補課情況的介紹以及部分重要史料，均引自《真理標準問題討論始末》一書，但對于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的內容較少涉及。新近的整體性研究成果當推《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的前前后后》一書，該書同樣以黨的第二個歷史決議的通過作為討論的結束，但最大亮點在于作者將大討論放置在更長的時段內考察，對改革開放前關于真理標準問題的宣傳與討論做了詳細梳理與分析，深化了對堅持實踐標準的規律性認識，即什么時候堅持實踐標準，事業發展就順利成功；什么時候背離實踐標準，事業發展就遭遇挫折。總體來說，這類系統性成果是非常少的，學界研究更多集中于討論的各個階段。

　　關于討論的分期問題，學界主要有三種觀點。

　　一是“兩段論”。有學者以1978年5月為界，將討論分為醞釀準備階段和廣泛深入階段，但第二階段也只到1978年12月。還有學者將粉碎“四人幫”到1977年底作為第一階段，將1977年底到1978年11月召開中央工作會議作為第二階段。這種劃分忽略了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討論仍然在繼續開展的事實。

　　二是“三段論”。有學者將討論劃分為以下三個階段：第一階段從1978年5月開始，到12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對這場大討論做出肯定評價；第二階段是召開理論工作務虛會，這是大討論的重頭戲；第三階段是從1979年7月開始補課，到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基本結束。這一劃分囊括了正式討論的所有階段。

　　三是“四段論”。與“三段論”相比，這一劃分增加了醞釀和準備階段，即從1977年底胡耀邦提出以實踐作為檢驗路線正確與否、辨別是非的標準到《實踐》一文發表之前這一階段，且補課的開始時間為1979年5月，即發出補課要求的時間。這一分期更加全面，能夠將整個討論的來龍去脈說清楚。

　　筆者認為，應以1977年2月“兩個凡是”提出為醞釀時期的起始時間。這是因為“兩個凡是”提出之后才有了包括鄧小平表態等一系列的反應，且《實踐》一文說的也只是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論的基本觀點，若沒有針對“兩個凡是”的內容，恐怕也無法產生如此大的影響力。本文將按照“四段論”的劃分，分別梳理總結各個階段的研究成果。

　　（一）醞釀與準備階段

　　大討論是由《實踐》一文的發表引發的，但這并不意味著沒有這篇文章的發表，就沒有大討論的發生。實際上，這場大討論有其偶然性，也有其必然性。說它是必然發生的，是因為與文章發表的背景緊密相關。早在1979年，有學者就對大討論的原因做出解釋，并認為“這場討論的出現絕不是偶然的，絕不是僅僅因為一篇文章引起的，這是揭批林彪、‘四人幫’的斗爭深入發展的必然結果”。這應該是最早關于大討論背景的論述。

　　1984年底，楊西光撰文說明《實踐》一文寫作的思想背景，認為這場討論是“針對當時思想路線斗爭實際展開的”。聯系“文化大革命”結束后百廢待興，人們迫切需要從“左”的思想束縛中解放出來的大背景來看，大討論的發生就不是偶然的了。大討論是必然要發生的，但《實踐》一文引發討論則有其偶然性。有學者認為，正因為文章發表后受到指責，才引發了后續的一系列討論。《實踐》一文因其強烈的現實針對性，恰好適應了當時形勢發展的需要，由此引發了一場時代大討論。總的來說，這場討論是必然性與偶然性的統一。

　　除了討論背景研究外，對醞釀與準備階段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實踐》一文的寫作與發表上。這方面的研究成果十分豐富，特別是當年親歷者們的文章與著作，不僅還原了諸多歷史細節，而且披露了大量一手史料，全面勾勒出了文章寫作和發表的始末緣由。

　　例如，沈寶祥提供了時任中共中央黨校理論研究室副主任孟凡的相關回憶材料以及自己掌握的其他一手材料，對《實踐》一文的發表過程做了翔實研究，特別是根據自己的日記，補充了1978年5月上旬胡耀邦兩次審稿的重要史實，證明了文章的4月27日稿并非最終稿。

　　此后，在《光明日報》創刊50周年、紀念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30周年之際，《實踐》一文歷次稿全部公開發表，為我們提供了珍貴的一手史料。以上研究成果與史料的公開發表，使一些有爭議的問題也迎刃而解。

　　一是作者的歸屬問題。《實踐》一文的作者究竟是誰，以往研究認為是胡福明。20世紀80年代還曾因作者問題引發一場“風波”。作為當事者之一的孫長江對此有所論述，并且提供了1978年4月27日孫長江修改稿與4月23日、24日《光明日報》社送來稿的詳細對比。實際上，胡福明只是作者之一，通過《實踐》一文歷次稿的對比可以明顯看出，最后成稿與胡福明提供稿已經有了極大不同，2/3以上的內容是重寫的，其中相當一部分內容是由孫長江執筆，成稿過程中楊西光、王強華、馬沛文、吳江等人也都參與了修改，最終由胡耀邦提出修改意見并審定。正如《光明日報》評論部提供的材料中所講的：“胡福明同志是初稿的執筆者，孫長江同志最后執筆修改完稿。”這個評價是比較中肯的。可以說，《實踐》一文是時代的產物、集體智慧的結晶，不能簡單歸于某個人，這也是最后定稿時《理論動態》刪掉“作者胡福明同志”幾個字的原因。

　　二是文章的針對性問題，這在《真理標準問題討論始末》一書中有較為詳細地論述。文章初稿并無針對“兩個凡是”的內容，后續修改稿中加入了這方面的內容，才引起了大范圍討論。當事人之一王強華曾對這一問題做出澄清。從《實踐》一文的過程稿也不難看出，4月27日這一稿加寫了以下內容：“革命導師這種尊重實踐的嚴肅的科學態度，給我們極大的教育。他們并不認為自己提出的理論是已經完成了的絕對‘頂峰’，可以不受實踐檢驗的，并不認為只要是他們作出的一切結論不管實際情況如何都不能改變，更不要說那些根據個別情況作出的個別論斷了。”現實針對性顯然更強。《理論動態》編輯部最后又對個別詞句與標點進行了修改，即我們看到的公開發表稿。

　　（二）正式開展并獲認可階段

　　除了聚焦《實踐》一文的成文過程外，學界關注點基本集中于從《實踐》一文發表后引起討論到獲得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充分肯定的這一階段。《實踐》一文發表后，很快引起了爭論，但仍局限于小范圍內。真正形成討論還是在《馬克思主義的一個最基本的原則》（以下簡稱《基本原則》）一文發表之后。此文發表后，許多省、自治區、直轄市和大軍區主要負責人明確表態支持和參與討論，相關講話以及各地討論情況也陸續見諸報端。

　　已有研究成果對這一階段討論過程做出了清晰勾勒。相比較而言，對討論前期的研究較為充分，但對于中央工作會議關注較少。有兩位學者的回憶錄較為詳細地介紹了中央工作會議上關于真理標準問題的交鋒情況。這些回憶錄為我們提供了一些寶貴史料。此外，有學者在研究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專著中，對中央工作會議期間的真理標準問題討論做了詳盡敘述，很有價值，但進一步的研究仍有待更多史料的出版。

　　關于胡喬木對大討論的態度問題，一些研究根據胡喬木在《實踐》一文發表后的兩次講話，武斷地認為胡喬木反對討論。而沈寶祥認為，胡喬木之所以這么講主觀上可能是從維護黨內團結出發的，是出于好心。還有學者通過一系列史實，認為胡喬木不僅不反對討論，而且一直積極參與，胡喬木“只是主張講究討論的方法。他長期在中央核心部門工作，深知對外維護中央領導團結形象的極端重要性，并且一向注意維護，擔心中央的分歧暴露出去，特別是暴露在外國人面前，會削弱中央的力量”。該學者進一步舉出胡喬木修改陳云《堅持實事求是的革命作風》一文、起草鄧小平在全軍政治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以及胡喬木本人在全國哲學社會科學規劃會議預備會上講話等例，明確指出胡喬木不反對討論。

　　（三）理論工作務虛會階段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高度肯定這場討論，認為這場討論對于促進全黨和全國人民解放思想具有深遠的意義。但黨內仍然存在不同聲音，可見思想認識上的轉變并不容易，需要進一步深入討論，才能更好地凝聚共識。實際上，早在三中全會之前葉劍英就曾建議中央召開一次理論工作務虛會，大家把不同意見擺出來，在充分民主討論的基礎上統一認識，把這個問題解決一下。因此，理論工作務虛會可以說是這場大討論進一步分清是非的階段。

　　理論工作務虛會共分為兩個階段。已有研究更多關注會議對毛澤東思想的評價、四項基本原則的提出等問題，聚焦真理問題標準討論的研究成果并不多。有學者作為親歷者，整體回顧了此次會議并重點論述了理論工作務虛會第一階段的討論。當然，一篇文章的體量不足以對會上關于真理標準問題討論的情況進行詳細分析。也有學者在把握整個會議的基礎上，重點介紹了受到批評的幾個關鍵人物的發言情況，并相應介紹了對上述幾人發言的回應情況。

　　還有學者依據理論工作務虛會上的發言簡報等材料，從十個方面對會議做了整體研究，并認為“進一步分清真理標準問題討論過程中的是非”是“中央工作會議和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已經在原則上解決而需要進一步具體地解決的問題，也是召開理論工作務虛會的主要目的之一”。在介紹真理標準問題討論部分，則重點提供了一些批評者的發言內容，一定程度上與《真理標準問題討論始末》一書形成互補。與之類似，還有學者以《理論工作務虛會簡報》（共337期）為依據，對會上關于毛澤東評價的討論情況進行了探討，提供了大量代表的發言內容，為我們了解理論工作務虛會階段真理標準問題討論提供了寶貴史料。這些簡報材料雖然來自地方檔案館，講的卻是全國性的問題，對于搜集大討論相關史料是個很大的啟發。

　　（四）補課和收尾階段

　　理論工作務虛會結束后不久，討論便進入各地補課階段。關于這方面的研究，呈現“兩多兩少”的特點，即個案研究多，系統研究少；新聞報道多，學術研究少。其中，個案研究主要分為兩類：

　　一類是對各省市補課的專門研究，主要包括新疆、安徽、福建、黑龍江、廣東、吉林、甘肅、北京、湖南、青海、浙江等地，此外，還有對海軍補課情況的研究。

　　一類是散見于各地編寫的黨史著作當中。地方補課的研究成果往往不局限于補課階段，而是會從討論入手。結合中央到地方的研究成果可以發現，不同地方開展討論的節奏也不盡相同，如果個案研究足夠多，就能夠為我們勾勒出全國大討論的發展態勢，也會讓我們深刻認識到思想路線上的撥亂反正是非常不易的一件事情。然而，目前這樣的系統研究比較缺乏。

　　正如前文所述，這場大討論是從針對“兩個凡是”開始的，過程中不可避免地會直面兩個問題：如何對待毛澤東思想與如何評價毛澤東。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不僅是個理論問題，更是個政治問題，因而不能為論而論，必須著眼于解決這兩大問題。因此，在補課基本結束的形勢下，制定黨的第二個歷史決議提上日程。學界對于黨的第二個歷史決議的研究成果非常豐富，特別是一些研究聚焦歷史決議的形成過程，為我們理解這場大討論提供了新的資料。可以說，制定這一決議的過程，實際上就是用實踐標準評價分析新中國成立以來的重大歷史問題，關鍵就是要科學地評價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這勢必會進行更為深入地討論。因此，將黨的第二個歷史決議的制定階段視作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的收尾階段是合理的。黨的第二個歷史決議的通過標志著黨在指導思想上撥亂反正的完成，也標志著作為特定歷史事件的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的結束。

二、關于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的人物研究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對歷史人物的評價，應該放在其所處時代和社會的歷史條件下去分析，不能離開對歷史條件、歷史過程的全面認識和對歷史規律的科學把握，不能忽略歷史必然性和歷史偶然性的關系。”對這場討論相關人物的評價，我們也要遵循這一原則，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不因功而抹過，不因過而廢功，實事求是做出評價。

　　除了前文所涉及的人物，學界對于這場大討論中的人物研究多聚焦黨內領導人。毫無疑問，鄧小平是大討論的領導者與支持者。學界對此展開了充分研究，形成了一批扎實成果。關于鄧小平在討論中的作用，有學者根據鄧小平在討論各個階段做出的貢獻，認為鄧小平是討論的“發動者和領導者（當然也是支持者）”。還有研究評價更為詳細，在區分《實踐》一文發表與真理標準問題討論的基礎上，提出鄧小平是《實踐》一文“最有力的支持者，同時也是這篇文章的啟蒙者”，自然也是這場討論的發動者與領導者。2004年胡錦濤在鄧小平同志誕辰100周年紀念大會上的講話和2014年習近平在紀念鄧小平同志誕辰110周年座談會上的講話均指出鄧小平“支持和領導開展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這一重大貢獻。

　　胡耀邦是這場大討論的組織者和推動者。早在1984年，《文獻和研究》刊載的胡耀邦傳略就明確指出：“他組織和推動了關于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為重新確立中共的馬克思主義思想路線做了理論準備”。1989年4月23日《人民日報》刊發的胡耀邦同志生平以及2015年習近平在紀念胡耀邦同志誕辰100周年座談會上的講話均肯定了胡耀邦在大討論中的“組織”與“推動”作用。對胡耀邦與這場大討論的研究同樣也是學界的熱點，學者們基本上圍繞“組織”與“推動”較為詳盡地論述了胡耀邦的作用。陳云、葉劍英、李先念、聶榮臻、徐向前、羅瑞卿、譚震林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在關鍵時刻給予的堅決支持是這場大討論得以順利進行的重要因素。當前學界對此有所涉及，但整體上較為薄弱。

　　此外，還有三個方面的共同努力不容忽視。一是理論工作者和新聞工作者的共同努力提高了討論的水平，有力推動了討論的發展。正如鄧小平在1980年12月召開的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所指出的：“理論工作者、宣傳工作者、新聞工作者、教育工作者、文藝工作者同黨的各級干部一起，在這幾年的富有成效的工作中，共同做出了重要的貢獻，應該給予充分的肯定”。二是各省、市、自治區和人民解放軍各大軍區、各大單位主要負責人的支持和參與討論，改變了當時中國的政治形勢，其作用舉足輕重。三是中央黨校及地方黨校對干部的輪訓和培訓是大討論的重要方面。

　　盡管學界對于大討論中人物研究詳略不同，但都比較客觀地評價了各領域代表性人物在大討論中的作用。如果說上述研究更多的是從“上層”與“中層”視角來展開的話，那么，關于廣大人民群眾對這場大討論的反應與看法，即從“基層”視角來展開的研究則比較匱乏。這其中不乏史料搜集困難等原因，但廣大人民群眾在這場大討論中的作用是不容忽視的。

三、關于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的評價研究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自然也是檢驗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的唯一標準。改革開放40多年的實踐證明，這場大討論的影響極為深遠，深刻地改變了當代中國的面貌，為我們黨在改革開放中開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形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確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提供了強大精神動力。學界對這場大討論的意義高度關注，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大討論促成了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偉大轉折的實現。有學者立足于大討論與實現偉大轉折的關系，認為這場大討論促成了黨的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重新確立，促成了黨的工作重點轉移，促成了改革開放決策的做出，促成了對加強民主法制建設方針的確定，促成了對冤假錯案的大規模平反，促成了對黨的歷史經驗的科學總結，促成了以鄧小平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的形成。這一評價全面論述了大討論的直接影響。

　　大討論是一場思想解放運動。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高度評價此次討論，“認為這對于促進全黨同志和全國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線，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有學者認為：“關于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實際上是兩種執政指導思想的較量，它打破了過去盛行的個人崇拜和教條主義的精神枷鎖，沖破了‘左’的思潮和‘兩個凡是’的束縛”，是一次偉大的思想解放運動。改革開放從真理標準大討論開始發動，從論證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破題，從解決思想路線問題入手解決政治路線問題，是黨的又一次思想革命。作為這場大討論的另一個成果就是鄧小平旗幟鮮明地提出了必須堅持黨的四項基本原則。這樣，既劃定了思想解放的底線，又指明了改革的方向是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基本制度。

　　大討論對我國社會轉型具有重要的意義。有學者認為，大討論“是一場推動我國理論界開始獨立研究的學術啟蒙，還是一場破除迷信，引導人們追求社會主義的自由、民主、平等的價值啟蒙”。還有學者認為，經過這場大討論，“中國的文化、中國的學術、中國的社會生活進入空前活躍的狀態，構成了改革開放史上的一道亮麗風景線，中國的文化和學術既復蘇了自己，也有力推動了改革開放的發展”。

　　大討論也帶給我們深刻啟示：一是要努力提高發現真理、認識真理的能力與水平，必須端正思想路線，具有堅持真理、修正錯誤的勇氣，并建立起用實踐檢驗真理的機制。二是要堅持用馬克思主義理論指導我們的思想和實踐，堅持以科學的態度對待馬克思主義、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三是要堅持解放思想，更好地統一思想，凝聚力量，形成合力；堅持真理、修正錯誤，敢于斗爭，敢于勝利；把解放思想、實事求是作為推動事業創新發展的強大精神動力。

　　總之，隨著時間的推移，學界對這場大討論重要意義的認識是逐步加深的，在全面深化改革、擴大對外開放的今天，我們仍然能夠從40多年前的這場大討論中獲得更多啟迪。

　　四、總結與展望

　　無論官方還是學界，無論親歷者還是研究者，均對這場大討論給予了高度關注。各類成果的不斷涌現，為我們了解大討論為什么能成功提供了史實基礎，也為我們汲取大討論的寶貴經驗，走好改革開放之路提供了鏡鑒。綜觀以往研究，有以下幾個特點值得注意。

　　一是“頭重腳輕，始詳末略”。以大討論四階段劃分標準看，目前研究集中在前兩個階段，特別是全面展開階段，而后兩個階段的研究相對薄弱。這與很多研究將大討論結束定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有著很大關系。實際上，要想從根本上實現思想路線上的撥亂反正，僅僅靠幾篇文章、幾次座談會是遠遠不夠的，必須從上到下，系統發力，才能實現這樣的轉折。因此，對這場大討論的研究，需要從“全過程”視角出發，對后兩個階段進行“補課”，才能對討論形成整體認識。

　　二是“強干弱枝，央地不均”。這實際上是第一個特點的延續。當前學界對中央層面上的討論關注較多，而對地方上的關注雖然也取得了一定成果，但較為零散，無法形成整體感觀。只有系統把握各地的反應與表現，才能更為深刻地理解思想上轉變的不易，也更有助于我們理解這場大討論的重要意義。

　　三是親歷者說得多，局外人講得少。很多有分量的研究成果，基本出自當年參與者之手，這與他們有著親歷的便捷和掌握別人所不能掌握的材料有著緊密關系。而關于大討論，特別是后兩個階段公開出版的史料卻不多，這也限制了研究的深入。1988年改革開放十周年之際，求實出版社曾出版過一套資料選編，第一冊就是《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重新確立和發展》，當中便有關于真理標準問題討論的資料匯編，但收錄的主要是當時報紙上公開發表的文章、報道等。沈寶祥作為這場大討論的親歷者，不僅著書立說，還特別重視史料搜集。2018年，沈寶祥編注的《真理標準問題討論資料匯編》，由科研課題組印制。這套書共四冊，前三冊為文字資料，約120萬字，第四冊為照片資料。這套資料不僅包括胡耀邦發動和推進、鄧小平支持和引導討論的材料，還收集了中共中央黨校800名學員討論“三次路線斗爭”的原始資料，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和人民解放軍各大軍區、各大單位主要負責人關于真理標準問題的講話，中央工作會議關于真理標準問題討論情況的資料，理論工作務虛會的重要發言，各地真理標準問題討論補課的情況，以及課題組編寫的《真理標準問題討論史事志》，等等。收集照片是這套資料匯編的一大特色，精選出的266張照片直觀生動地反映了這場大討論，有些照片是研究說明某些問題的有力佐證，起到了文字資料無法替代的重要作用。

　　當然，學術研究永無止境，對這場大討論的研究仍要繼續深化。

　　一方面，“就討論研究討論”。一是要深掘歷史，盡可能收集各方面史料及研究成果，強化對討論第三、第四階段的研究，以期能夠系統勾勒討論全景；二是要拓展研究視角，在堅持歷史研究的基礎上，引入政治學、哲學、新聞傳播學等學科視角，深化對大討論的立體認識。如有學者將大討論歸入哲學事件這個范疇，并以討論過程中出版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通俗講話）》一書為例，分析了該書在將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的影響力普及到基層群眾方面所發揮的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與以往研究多關注《實踐》等文章在中央層面上引起的討論不同，該研究不僅將視角下移，觀照到了人民群眾這一主體，更以小見大，從哲學與時代的關系出發，深刻闡明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使命與路徑。此外，還有研究聚焦學術期刊為這次討論提供強有力的理論支撐，深入考察了哲學、自然科學、文藝、教育等諸學科領域的討論，分析了學術期刊在此次討論中對于歷史事件的建構與社會動員功能，既充實了相關史實，也為我們認識學術期刊在社會轉型期的重要作用提供了幫助。

　　另一方面，“就討論超越討論”。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對于中國共產黨人來說，本不應該是個新問題。正如鄧小平所指出的：“這本來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則問題，是常識”。然而，就是這樣的常識，卻在很長時間里被忽視，以至需要花費近四年時間才把這個彎給轉過來，背后原因值得進一步深思與研究。“回頭看”是為了更好地“向前看”。改革開放已走過千山萬水，但仍需跋山涉水。實踐證明，“改革開放是決定當代中國前途命運的關鍵一招”，“改革開放只有進行時沒有完成時”，這也是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帶給我們的最深刻的啟示。

　　［作者簡介］王懷樂，法學博士，助理研究員，當代中國研究所、當代中國研究所當代中國政治與行政制度史研究中心。

　　*本文為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加強黨史、新中國史、改革開放史、社會主義發展史教育研究”（21ZDA074）的階段性研究成果。

　　本文發表在《當代中國史研究》2024年第3期，注釋從略，引用請參考原文。